中国教育

　　校长保护教授

　　大学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对旧大学的校长来说，他们决策什么事情，往往先会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进行沟通，全然不把大学校长当做一个官员来做。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

　　那时的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凡是教授和学生遇到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把教授和学生放在第一位，这是过去做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

　　当年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谁都知道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些进步教授的看法根本不同，可以说不是一路人。但在他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直至最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三位教授。

　　史学家张芝联回忆，他当年在上海光华教书时，有一段时间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

　　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校长。朱经农看完密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

　　教授帮学生翻译论文

　　费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和几个学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研究群体：魁阁。

　　那时费孝通是这个集体中的领导，他的几个学生如史国衡、张子毅、胡庆均等人，在费先生的领导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如史国衡的《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以及张子毅的《Earthbound China》(与费孝通合著)。这些学术成果在当时很有影响。

　　1943年，费孝通到美国后，亲自将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当时费先生也只不过30出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是需要一点胸怀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忆他当年在清华的学生生活时，也说到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吴有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