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们要变革的是我国在工业时代发展了100年的教育，是西方发展了250年的教育，是1400万教师率领着3亿学生，从一个教育时代向另一个新教育时代浩浩荡荡的伟大迁徙。

　　然而，我们遇到的挑战也是极其巨大的。挑战来自国内外混合在一起的诸多复杂因素。我国恢复高考以来，千家万户把培养孩子上大学重视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里有几亿家长大力重视教育的积极因素。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信息时代的高新技术产品涌进中国，我国大量工业时代的产品在与之竞争中曾大量失去柜台，就业难题促使人们更加重视考“高分”。“高考指挥棒”似乎在不由自主地导致“应试教育”畸形地出现。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在致力于纠正“应试教育”。2001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直接推动了当年全国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课程改革”不惟意义重大，在不少课程改革实验区取得的成效也是卓然可嘉的。

　　但是，应试教学模式依然严峻，在课程改革的10余年中，一直与课程改革所倡行的素质教育如拔河般撕扯着广大师生。在这过程中，大量为应试模式产生的“教辅书”以及“辅导班”和“加强班”逐渐形成“考试经济链”，成为严酷地绑架、戕害我国教育的顽敌。无数的家长似乎是不得已地成为这种“考试经济链”所绑架的买单者。

　　我在多年的跟踪采访中，屡屡被那些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课程改革的专家和教师们感动!教育部门的一位领导反复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课程改革最艰难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线期望坚持课改的老师们推着我们走。”这句话正反映了天南地北坚持课改的教师们的良知和崇高的教育使命。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促使我再写了一部《教育良心说》。

　　为克服顽固的“应试教育”，我们应该追问教育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我阐述了教育的三大基本任务，以为第一大任务是育人，包括培养高尚的人格、独立思考、自主意识、探究能力、创造性思维、公民的权利观、职责观和义务观，从而使教育不仅具有个体的人生意义，并深具人类意义。第二大任务是培养人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能力。第三大任务才是引导和培养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