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五、对几种不同评价的看法

上述铁一般的事实充分说明,新中国前30年的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折射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但社会是复杂的,由于各人的地位与处境不同,认识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上述成就难免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甚至持完全相反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谈谈对几种不同评价的看法。

⒈“民粹主义”论。

学界有人说毛泽东“染上民粹主义色彩”,认为毛泽东在1952年后犯了民粹主义错误。什么是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叶到世纪末流行于俄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派别,他们与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一样, 偏爱个体小生产,认为俄国只要在个体农民小生产的基础上就能建立起社会主义,被列宁斥之为西斯蒙第式的偏爱小生产的“经济浪漫主义”,是“俄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因此,用“民粹主义” 丑化和否定毛泽东,无非是说我国在生产力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搞早了”、“搞糟了”。

诚然,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要以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但绝不是说只有在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却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它还要受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当时生产力并不很发达的“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⑼。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及其成功与否，不在于该国生产力的发达程度，而是要看是否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造就的成熟的工人阶级及其无产阶级政党。

无疑,我国1952年时经济虽然相对说来比较落后,但也不是没有社会化生产的基础,而是已有了相当的大工业和现代化的无产阶级队伍,特别是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而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就能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及时提出正确的“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1956年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改造过程中,虽然稍有过急的缺陷,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成就是伟大的,在“一五”期间,即在三大改造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年均增长18%,农业年均增长4.5%,其中粮食增长3.5%,都是相当快的增长速度,这难道还能说是社会主义搞糟了吗？同时,“一化三改造”路线的本身就意味着党的指导思想是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一贯坚持的观点。

早在1944年，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中就说过，“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⑽。其后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中还一再重申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民粹派思想,并积极主张工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和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建国后全国人民在这思想指导下,经过30年的努力,便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不是停滞或退回到小生产的社会状态。从革命到建设的一系列成就表明,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遏制了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滋生。企图用本本上的俄国民粹主义概念来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为资本主义招魂，是徒劳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⒉社会主义早产论。

有人说,我国建国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1953年就走上了不成样子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早产儿,接着是经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

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早产”论,与前述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是一个意思。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前面对“民粹主义”论的批评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但这里说的“早产”论,把我国1952年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整个历史阶段都说得一无是处,就走得更远了。

前述,我们党在1952年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立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这是完全合乎客观规律要求的,到1956年基本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巨大的。1958年秋季,在“左”思潮影响下,一度在全国范围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也及时得到纠正。早在195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在武汉举行扩大会议就着重讨论了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及相关的高指标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明确要求,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并提醒大家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假话。接着1959年2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农村“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调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1959年3月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价值法则是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尽管庐山会议“反右倾”。但会后,毛泽东在1959年11月29日“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仍强调,要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提倡讲真话。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根据这一系列会议和讲话的精神。1959年以后,党在政策措施上逐步作了一系列调整,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做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其后一系列对公社的整顿措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巩固和发展,从而迅速地克服了经济困难,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1965年经济得到恢复。尽管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使生产受到相当影响和损失,但因为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保证,经济依然以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

如前所述,社会总产值在“文革”期间（1966-1976年）,前半期（1966-1970年）年均增长9.3%,后半期（1971-1976）年均增长7.3%；国内生产总值（GDP）1966-1978年间,年均增长6.62%；在整个1952-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3%,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都远远高出资本主义世界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丝毫谈不是“经济停滞”。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大跃进”和“文革”中政策失误,经济发展还会更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请看,我们党对那段历史是怎样评价的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庆祝“七·一”的讲话中说：在经过三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我们采取符合中国特色的步骤和措施,不失时机地创造性地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重申了这一精神。

可见,“社会主义早产儿”论与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⒊国有企业低效率论。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低效率论颇为流行。说什么国企“劳动效率普遍过低,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和工作努力程度普遍过低”。有的断言,国企是注定要亏损的,污蔑国企职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始终在“消极怠工和化公为私”。

对这种观点,我们暂且不论它是否符合实际,考其理论本身,不外是来源于科斯定理。该定理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明晰,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通过自由交易就不影响效率。科斯的所谓产权界定明晰的实质则是要产权的彻底私有化,要把产权量化到个人。非常熟识科斯和科斯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说的很清楚：“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属谁,只要是清楚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在他们看来,私有制之所以能提高效率,就是因为它的“产权明晰”,从而有饥饿纪律的强制。一位迷信私有企业优越的作者说得很直率。他说,私企优越性之一就在于，“干得好晋级加工资,干不好的炒鱿鱼,前有晋升的胡萝卜,后有失业的大棒,效率就在其中了”⑾。然而他们却不愿,也不敢说出失业大棒的背后,不过是使工人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在资本的强制奴役下,不得不为资本家卖命,被逼出来的所谓生产“积极性”,也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在他们眼里,国有企业是“人人皆有,人人皆无”的“产权不明晰”的企业,因而势必会普遍出现“白搭车”的“懒汉”,所以“劳动效率普遍过低”,人人都想“化公为私”等等。他们不了解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职工是企业主人的这一根本属性。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里,广大职工正由于不是人人都拥有企业的某一部分财产,即没有把产权量化到个人（私有化）,存在所谓“人人皆无”,才使人人真正切实地共同平等地拥有企业的财产,实现了“人人皆有”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才能使人人成为企业的主人,人人都能自觉地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生产积极性。这也就是国有企业有可能产生高效率和优于私营企业的秘密所在。此外,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及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而创造出了为提高经济效率所必不可少的良好社会环境，它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谁都不否认,在毛泽东时代,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廉洁的社会,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以权欺压百姓的现象微乎其微；吸毒、贩毒、娼妓、赌博等等丑恶现象已经绝迹；人人都以劳动为荣,搞封建迷信、坑蒙拐骗之徒已被一扫而光；崇洋媚外、崇美恐美的软骨头现象已消失,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与外国人平起平坐；而且那时基本上没有失业,没有下岗,人人有工作,没有两极分化,家家无铁门，也不担心被偷盗抢劫,人人安居乐业,没有后顾之忧。不用多说,这一切良好的社会条件都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人们社会主义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客观上已为国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能性。这就是前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所谓“低效率”论在那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有的人或许认为,那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是粗放型的,外延扩大的增长不等于经济效率就高。这表明他们不了解世界经济史和经济增长转变的规律。须知，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总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和基础，没有前者的一定程度数量积累，就不会发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那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的确,我国那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至今也还如此）,即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国企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加之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先进的技术装备,拥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等优势,就会使经济效率相对较高而不是较低。例如反映经济效率的两个主要指标：资金利税率、劳动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前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据统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按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计算）1952年为25.4%、1957年为34.7%、1965年为29.8%、1975年为22.7%⑿。这就等于说,国家每建一个工厂,大约只需3-5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再重建一个同样规模的新厂。即使除去税金而实现的纯资金利润率。同期也分别达到19.2%、24%、20.9%、14.19%⒀。再从劳动生产率看,据统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5年增至239.8,⒁即23年间增长1.47倍,年均增长3.9%。这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增长速度。例如美国在1990至1996年间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只增长1.1%,⒂不及中国改革前的1/3。其中的“一五”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就更高,即在1952年到1957年间的增长指数由100升至152.1,年均增长8.7%以上。1958-1959年大跃进中,高效率生产的事例,更比比皆是,据《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报导,重庆国有大型建设机床厂“生产大增、工人大减”的事迹,指出该厂从1958年2月开始着手整顿生产车间的劳动组织,将原来1人看1台机床,逐步改为看管多台机床,到5月已有300多台机床实现了多机床管理,节约了200多名看管机床技工。同时又由原来1人看管两道工序逐步改为看管多道工序,最多的看管12道工序,从而大大节省了工人,提高了劳动效率。再如,展现北京风貌的庄严宏伟,质量一流的十大建筑,也只不过约一年的时间就竣工落成,为建国1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等等。如此高速度、高效率的生产都无一不显示出国企高效率,而不是低效率的特点。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大跃进”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迸发出来的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和伟大的建设运动。它充分体现了党在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就立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心,也体现了广大人民与党一心,崇尚科学,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高尚品质,是十分可贵的；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也是伟大的,前面已屡有论及,它所建设起来的许多工程和企业至今都还在发挥着骨干作用。诚然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指导思想上有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了要争取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要求,以致在实践中出现只顾多快,忽视好省的偏向,没有全面贯彻多、快、好、省总路线的精神。当然,“浮夸风”往往与上面“左”的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11月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但这一切缺点归结到一点,都不过是属于经济建设经验不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上所付出的难以避免的学费。而它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和伟大成就是不能抹杀的；对于党决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坚强意志以及群众的建设热情也是不能否定的。它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激发出人们无穷无尽的生产积极性和国企高效率的特点。

我们从各方面充分论证了国企是高效率而不是低效率,国企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很高,而不是懒汉。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每一个职工都有高度的积极性。国企职工由于各人的觉悟程度不同和具体处境的差异,或由于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个别人偷闲的情况确实存在,但这在当时绝不是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就不能以一概全；也不能以目前某些国有企业亏损,职工消极效率低的现象去概括或代替前30年国企的实际情况。

国有企业大面积严重亏损的现象并非从来就存在,而是近些年,特别是1992年以后才出现的特有的情况。如四川省企业调查队对60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的多项调查结果：这些企业出现亏损的时间有80%始于1993年以后,其中40%的企业始于1993－1995年。有40%始于1996－1998年。出现亏损起始年份最集中的是1995年。亏损最为严重的年份是1998年。全国情况也与此大体类似。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国企直到1996年1―4月才首次出现净亏25亿元,整个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都是净亏损,亏损面40%以上,直到1999年1―2月,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亏损面还高达45.7%,就全国国企中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来看,在1992年尚有25.4%,而到1997年却下降为6.27%，⒃不仅大大低于1992年的水平,也大大低于“文革”末期1975年的22.7%。⒄

至于这个时候这些国企为什么会亏损,效率低下,原因很复杂,需另外作专题分析,这里只可以肯定一点的是：那决不反映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也不是国企国有的特征,因而我们绝不能以此为据，得出国企不如私企,进而取消或削弱国企的结论。

再提醒一句,“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民营即私营企业进去取而代之）的私有化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所谓国企效率低。至此,国企低效率论究竟为谁服务,难道还需再多加一个字来解释吗？

⑴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⑵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版,第13页

⑶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⑷丁冰：《战后科技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第16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⑸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第30页

⑹ ⑿ ⒀ ⒁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第153、156、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2年版

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第7页资料推算，1981年版

⑻《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98年版,第403页

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3－504页

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

⑾刘吉著：《匣中剑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转引自《中流》1999年6期第34页

⒂见《世界经济》1999年7期,第63页

⒃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版,第437页；1998年版,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