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四、最高表现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她总是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清华的人文传统在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得到更大的发展，用冯友兰的话说，西南联大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表现”。

　　清华大学在战争烽火中南迁，历经艰难险阻，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汇合，于 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开学上课，文学院设在离长沙不远的南岳。这里的条件跟清华园无法相比。当时清华中文系闻一多教授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南岳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水，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头满是沙子，肉是臭的，素菜大部分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总之，我们在这里并不享福，但是我的精神非常充实，在南岳所开两门功课听讲的人数很多，似乎是这里最大的班。听得也很集中，我讲得也很起劲。”由此可以想见，闻教授在讲授《诗经》、《楚辞》时，其爱国情怀深深地感染了听课的大学生们。

　　1938年战火逼近长沙，学校向西南转移，多数教授选择步行，不愿坐车。当有学生问闻一多为何不坐车，他回答说：“困难之中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虽然是中国人而对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太少，多走些路没有坏处。”1938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培育了西南联大，将三校各有特色的人文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融合，表现了中国大学在国难当头时的卓越和深沉的爱国情怀。从1938年至1945年，西南联大在八年间培养了三千毕业生。正如曾经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又取得硕土学位的杨振宁所说：“这三千人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曾再三讲过，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21世纪的中国靠你们来建设》，见《海外学者论中国》，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这可能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们的共同感受。

　　冯友兰教授曾经从民族复兴的高度，以独特的方式撰写了西南联大八年的纪念碑，碑文是：“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之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事隔数十年，今天我们再读此碑文，不能不深深钦佩冯先生的高瞻远瞩，他的预言正在实现中。

　　五、任重道远

　　新中国建立之初，清华奉命实行院系调整，文科均合并于北京大学，但此举并没有使清华的人文传统中断，清华用政治方向与精湛技术相结合的理念，为祖国培养出千千万万社会主义建设者。

　　1994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清华开始全面恢复和重建文科院系，十年来，成绩斐然，清华人文传统得到提升和发展：清华实践“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见《中国大学教学》2000年第1期)，认真落实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努力提高清华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并试验将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加以结合 (见顾秉林《人文教育与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6卷)。所有这些都使清华的人文传统得到继承和创新。

　　今天我们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80周年，恰逢人们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的时刻，使人激动不已。人们都有这样的期望：再过20年，当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一百周年纪念时，从清华毕业的学子们都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成为以法治、公平、正义、诚信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创造者，并从中产生出思想家、理论家、学问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出现具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学术大师。这不是清华一校的责任，而是我国人文学者的共同责任。任重道远，这要靠扎实工作和艰苦奋斗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