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前面提到，清华诞生的上个世纪初，恰恰是时代呼唤人文精神必须来一个大的革故鼎新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了中国新人文精神的里程。清华重视“人文”，而且追求“日新”。北大教授裘锡圭先生对我说：“清华的传统是求新，国学院的先生们搞的学问在当时都是很新的。”此语属实。在文学院中，“求新 “也是一种风气，例如清华中文系开设新文学课程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可谓开风气之先。朱自清先生办系追求“古今贯通，中西融会”，在当时也是很新的做法。这种“求新”的思想一直贯穿到现在。季羡林先生评价北大与清华的风格时说，北大“深厚凝重”，清华“清新俊逸”，也突出了清华求“新”的特点。

　　八十年代以来，当教育界某些人把政治理论课和德育弃之如蔽履、对人文教育也漠然视之的时候，清 华仍然坚持，并且根据新时期的要求认真探索新的经验，初步形成“两课”（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和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三位一体的素质教育体系。这个体系还有许多罅漏和不足，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得到改善和充实。

　　在西方的大学里，没有如我们这样的人文教育系统。自由主义的理念决定了西方教育不可能构建某种同一的价值观念向学生灌输，但是，西方从二十世纪以来，大学生道德状况急剧滑坡的现实也引起众多的忧虑。上个世纪初，哈佛爆发白璧德同詹姆斯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另外，对于青年的人文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由社会上的基督教机构承担。它们成为了西方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人文教育机构。出于某种现实政治现状的考虑以及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存在的激烈斗争，我们不能采取西方的自由主义作法。但是，尽可能地贯彻“化”的原则，要求我们给学生以更多的选择自由。

　　人文教育的异化

　　贯彻“人文日新”的教育理念，需要汲取近代研究成果，实现人文领域的学科化，这是无庸置疑的。没有逻辑和实证参与的教条式人文训诫已经过时，单凭感受也无法使人文教育深刻化。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学科化正在导致人文教育的异化。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门学科或每一个命题都必须直接同社会存在的问题挂钩，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愚蠢的。人文学科需要自己的形而上建构，它不可能时时处处去解答现实存在的具体问题。但是，当处在大学教学第一线的人文教学，从总体上脱离社会现实和人的精神需求时，它就变成了不知所云的现代怪物。这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场长途赛跑。谁跑在前面，不是靠排行榜来确定，而是靠走出校门的众多学生。清华九十年代以来的毕业生将以何种面貌面对社会、面对世界？他们将给这所大学带来光荣还是耻辱？这些问题现在回答为时尚早。但是，答案如果令我们不安，那么，人们就会回过头来追究思想人文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