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大学里的人文教育效果，归根到底要由学生毕业后的行止来检验。老清华毕业生就其主体而言，人文素质的突出表现是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清华毕业后又到欧美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教育，并在相当程度上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但是，出国前所受的教育以及心灵深处形成的爱国主义意识是不可泯灭的。因此，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前面还有“天下”二字。这个“天下”就是国家、民族、人类。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有的年轻同志，不理解诸如费孝通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反对蒋介石政权时何等无畏，而到了解放后，不仅同共产党精诚合作，而且在受到迫害后委曲求全、不改初衷。蒋南翔曾把五十年代清华的 108位教授、副教授（108将）称为“清华的稳定因素”。这里包含着蒋南翔的精确观察：无论时局发生了何等动荡、国家出现何等灾难，这些解放前毕业的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始终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忠。这不是愚昧，而是一种由“天下”之大局出发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如果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的话，这种“软弱”不是天生的怯懦，而是把“天下”放在个人利益之前的价值理念造成的。我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曾多次表述了下面的观点，即中国没有纯然西方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西方的观念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与统治者合作，而应该把自己置于现政权的对立面的位置上。而中国从孔夫子时代就主张同有可能实现自己人文理想的统治者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唯强权主义的马首是瞻，为一己私利而出卖灵魂；而是借助于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实现合乎理性的人文理想。因此这种合作中有紧密、疏离和必要的对抗。这样的合作不能认为是缺乏独立性和软骨头。在这些问题上，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标准来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发生错位。

　　五十年代：甘当基座的人坐到塔尖

　　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改建成了工科大学，人文专业被取消了，但重视人文的传统没有断线，只是改变了形态和内容。作为人文教育之核心的思想品德教育，通过课内、课外多种渠道引导学生又红又专，在思想、文化、艺术多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有人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清华教育“很左”，是“反人性的”，因而是“反人文的”。这种观点需要认真加以辨析。例如，当时在教育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是“降低和毁坏了人文素质”，还是代表了一种新的人文教育理念？这种新的人文观念是一个人头脑里的乌托邦产物还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应该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清华学生，就其主要部分而言，不仅在专业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且在思想、品德、待人接物方面都有相当良好的修养。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各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绩，都同这一批五六十年代毕业的骨干分不开。这一代人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理想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念，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如果说，在这一代人的成长中，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作用，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相反，他们中间最优秀的那些人物大都对自己的大学时代有美好的不泯的记忆。这里面所包含的宝贵人文教育的经验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总结。

　　这一时期人文理念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甘当“劳动者”。当时风行的这个口号，并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使得学生都不再认真读书、全面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对于这个时代最优秀的那部分学生而言，他们奋发图强的精神不仅没有磨损，而且在同普通人民平等相处中发扬光大。谦虚谨慎，同普通劳动者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事业得到成功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话不适用于五六十年代。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那些在国家领导岗位和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的领导者，大学毕业时想到的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领袖人物。恰恰是以做塔基为荣的人坐上了塔尖。这是那一代人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