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为学与为政　对学术独立性相当看重

　　记者：纵观梁启超一身，从政和为学两重身份相互渗透、交织之处甚多，而梁启超本人也认可学问是应当有独立性的。那么学者是否就该为了追求学问的纯粹性，身居书斋，遗世独立，远离时事？

　　夏晓虹：退出政界以后，转向“学者生涯”的梁启超对学术的独立性相当看重。不过，这是对他前期“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反思，是要避免政治对学术的干扰和曲解，并不等于从此闭居书斋，远离时事。实际上，晚年主要精力用于讲学与学术著述的梁启超，仍然关注时局，不时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发言。无论是五四运动、五卅事件，还是“三一八”惨案，梁启超都曾及时表达他的抗议。只是，此时他已意识到有必要厘清政治与学术的边界，尊重各自的职业道德与操作法则，不应把政治立场或情绪带入需要科学性与纯粹性的学术研究中，因为那会损害论证的可信度。梁启超晚年这种区别对待政治与学术、避免混淆二者的做法，既维护了学术的独立，也保持了入世的情怀，对我们今日也有启发。

　　耿云志：学问，基本上是靠书呆子做出来的。梁启超就说过：“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

　　所以从发展学术、发展科学的角度讲，我们应当提倡学子专心读书，专心研究，不为其他事撄心。这样才会出人才，出学术精品，出科学发现与发明。反之，总是用各种理由去干扰他们的工作，搞什么政治挂帅、群众运动、斗私批修之类，使他们的精力不能集中，有时甚至背上许多思想包袱，情绪紧张，那样，是绝对搞不出上乘的研究成果来的。

　　通人　梁氏对“无恒”或许有些自得

　　记者：学者大体分两类：一类是“鸟瞰”型，百科全书式，如梁启超；一类是“深掘专攻”型，如王国维。“既博又专”是否永远只是一个学者的乌托邦之梦？

　　夏晓虹：刚才已经说到梁启超的“爱博”，这种治学领域广博的学者，现在称之为百科全书式，传统的说法则是“通人”。“通人”是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认为梁启超对于“爱博”与“无恒”未必是要真心戒除，反而会有些得意。

　　《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有一段以第三人称口吻所作的自我审视：一方面他承认自己的“务广而荒”，参与造成了“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但另一方面，他也肯定，“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所以，他自许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或者用他喜欢征引的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句表述，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梁启超的学术追求。他对最新学术动态的敏锐把握与及时响应，比如20世纪初，他以逻辑学解读《墨子》，以文化地理学阐释南北学风与文风的差异等等，都具有开辟新局的启示效应。梁启超的治学风格固然与王国维不同，在每一研究课题的深入程度与持续关注上，他不如王国维专精。但王国维的专深也仍有其从经学、小学到文学的广博面向，而并非今人所想象的专深必定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