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爱博　不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记者：与梁启超同时代以及后世的学者中，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历来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将其列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首，也有人说他影响虽大，成就甚微。他自己也反省称学问博杂而失于浅芜，您认为该如何评价其学术成就？目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有无“高估”或者“低估”的倾向，还是说基本上已有定论？

　　夏晓虹：学界对于梁启超学术成就的评价存在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我自己考虑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不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前人，而应该设身处地，回到历史现场。梁启超确实不断在自我检讨：“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但他并不能改，或者很可能是并不想改。而这种不断扩张、转移的学术兴趣，使他在收获“浅芜”的同时，也不断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梁启超的“爱博”与“无恒”，都是因为被新学说、新学科、新学理、新材料所吸引，趋新求新才是其兴趣转换背后的真正动力。举例来说，即使同样一门课程，在南开讲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再到清华授课时，内容和结构已完全改变，这才有了现在留下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而许多新的学术课题，也正是由于梁启超的发现与开拓，才吸引了众多的后来者。

　　耿云志：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几位大师中，为人最率真的一个，他勇于自我批评。后人对他的批评，一般没有超出他的自我批评。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谓：“启超务广而荒……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又谓，因爱博，所以不免陷入浅而芜。他自认，“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这种自我批评，应当说是相当严厉的。

　　我觉得，对一位学者的学术成就做评价，应针对某项具体学术课题来批评其得失；最好不要给他打出一个总评分，这是很难估计得确当的。不过我们可以努力抓住一个人的主要特点，比如，我觉得，清末民初，影响力最大的四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他们明显地各有自己的特点。梁的特点是博，涉猎的方面非常广泛，知识渊博。章的特点是古，古文字、古音韵、古代典籍，他比一般学者要熟。王的特点是精，他关于甲骨文字的研究，关于西北地理的研究，都是上乘精品。胡的特点是新，其方法新，其见解新。

　　我觉得，议论前辈学人，要心存忠厚。对于时下人们的某些“过高”的评估，或“过低”的评估，可以不去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