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清华之物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过的这段话，履见诸报章。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很容易理解为，大楼与大师，是非此即彼、互相对立的双方。然而，回归到最初的语境之下，便会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这段名言之前，梅贻琦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

　　而事实上，清华成立20周年之际的梅贻琦之所以会觉得设备和大楼之事不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周诒春任职期间，“勤勤恳恳，扩充校务；增损修革，惨淡经营；心力憔悴，成绩昭著”。通过一系列的校园建筑改造活动，已经奠定了清华大学未来几十年中的物理格局。

　　《清华周刊》1922年双四节特刊上，对11年前清华初建时的样貌如是描述：“本校建设之始……园内旧建筑，岿然存者，只工字厅一所。开办时造成讲室、宿舍、医院、礼堂等处，大小共计一千一百余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图书馆，仅有“大房一间，小房两间，设备简陋，藏书甚少”。第一任校长唐国安逝世前将自己的藏书赠与清华，却因地方偏窄不足用而长时间被封存。

　　但到罗素1920年访问清华时，这里却已经变成了“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给罗素留下这一印象的，无疑是周诒春于1916年开始主持修建、当时已经大体完工投入使用的“清华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

　　据孙锡三回忆，这四大建筑样式均各有所本，“大礼堂是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建筑修正建造的，图书馆是模仿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图书馆略事缩小而造的”。但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建筑并非徒具华丽的外表。

　　仍以图书馆为例，这栋造价17.5万元的两层大楼，“全部照欧美新式避火法建造”，“轮奂壮丽，可为全国冠”。但使其成为令当时北京城内学者师生艳羡不已的关键，却是大楼之内丰富的藏书。1920年7月，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戴超按照周诒春在任时制定的“图书经费需占全校预算20%”的构想，一口气编列了11.5万元的图书采购预算，与之对照，当时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的图书经费超过2万元。民国元年时，清华图书馆的馆藏“中西文共仅二千余册”，到民国十年时，中文书即增至2万册以上，西文书增至1万册以上。再历10年，中文书已逾14万册，西文书已达4万多册。而管理这所图书馆的，则均为受过现代化图书馆专业训练的人。时任图书馆副主任的袁同礼，更是第一位被接受为大英图书协会和牛津图书协会会员的中国人。后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能汇集众多当代大师，这些藏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然而，正是这些无论软件硬件设施均以美国著名大学为标准的建筑，为周诒春召来了漫天诽谤。

　　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杜威的名著《学校与社会进步》中，这位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倡导人其实已经给出了解答。他敏锐地观察到，工业革命之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随着人们面对面紧密连接的小型农村社区的衰落，它所包含的“以培养守秩序和勤勉习惯、树立责任观念为目的的教育”也逐渐落伍。在他看来，新的学校必须成为一种初具雏形的社区生活，其中活跃着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职业，同时也渗透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学校应当在这样的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学生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其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现代化大社会。

　　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必然需要一个物理载体。可是这个载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毫无疑问，古老的书斋和私塾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它的需要，但实验室和机器车间就是答案吗？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先行一步的美国，其教育理念和体制模式，也在不停地向俄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借鉴吸收。事实上，20世纪初的美式大学，尽管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模式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但已经并非是纯粹美国式的了。它所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挂着美国标签的面对现代社会适者生存的产物。而作为美式大学符号的现代化的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其宗旨，正是周诒春为清华定下的教育方针——德智体三育并进，造就一完全之人格。

　　然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界人士，都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周诒春在清华园内大兴土木之时，北京城里，已然物议纷纷。“北京教育界人士认为清华只需兴建讲堂寝室及自修室即可，不应‘妄拟欧美’兴建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及大礼堂。更不需要兴建学生宿舍、中外教员住宅和教员办公室。他们认为教员除预备功课外，别无公事可办，盖什么办公室？”苏云峰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写道。而如此大规模地兴建工程、添购器具，使得清华自1915年起，连续4年预算均超出百万元以上，这也引来了受美国人控制的校董事会的反弹。

　　种种矛盾，在1917年秋，周诒春护送清华留学生赴美并调查学务之时爆发。这一年10月12日，北京教育界黄正明、刘文治等6人，向外交部指控周诒春的九大罪状，并将原文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题，刊登于北京的报纸上。与此同时，校董事会也给周诒春发电报，质疑他此前拨付给驻美监督处的一笔购买钢材、图书仪器和聘请美国教员路费和薪酬的款项，要他回国解释。

　　90多年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的微缩胶片上，借着昏黄的光线看到了那洋洋数千言的罪状：

　　“养尊处优，以公款添筑卧室，供其亲族居住”……应该是徐辅治和刘师舜共同的回忆吧，从1911到1936年，周诒春在北京跨工、商、学三界，任职众多，位于扁担厂25号的一所四合院却是他唯一的财产。而在南京担任实业部常务次长时，由于“凡来南京之客人无处可居者，悉留之住并膳食”，开支浩大而均出自私囊，这一处北京的房子，最终也被抵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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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年在耶鲁读书时曾获演说辩论最优金牌奖的周诒春，却对这些从证据角度讲不堪一击的恶意攻击不予置辩。

　　1917年12月25日，甫一归国，他便致信清华董事会，详尽说明那笔受到质疑的款项每一角每一分的用途，结果是一切会计手续完整。

　　1918年1月4日，他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呈。

　　1918年1月18日，清华学生“着制服、擎枪致敬”，送别周诒春。他在仪式上发表简短讲话，教导学生“注重体育，保持康健，有了健全的身体，自能担负繁重的事务”，许多人因之泪下。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1931年4月，《国立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刊》上，做出这样的评价：“周诒春任职四年余，建树极众，历任校长无出其右。”

　　90多年后，他“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的罪证——清华的四大建筑，依然是这所校园里最优美的风景，而在此之后的许多营造，早已倾颓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