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气度识见

　　梁启超1920年底以《国学小史》为题，开始在清华园里系统地讲学。这50多篇讲稿，他后来从中挑选了6万字结集成《墨子学案》出版。有这样的前缘，当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时，被延请的四大导师里面他第一个欣然允聘。

　　1925年9月国学研究院开学，梁启超在《清华周刊》第350期上发表了题为《学问独立于清华第二期事业》的文章，第一次透彻地谈及清华设大学部和国学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他说，为时势便利计，希望清华最少有以下三种学问的独立：第一是自然科学——尤注重生物学与矿物学；第二是工学；第三是史学与考古学。清华后来的发展，基本循了这条轨迹。

　　他入清华园时52岁，在个人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上已过了他的全盛时代，但生活仍自律刻苦，无论冬夏每天5点起床，工作10小时。他在清华的斋门前挂有一牌，“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如果偶然有人来访，谈话时间也不能超过1个小时，给人感觉他十分严苛。其实和国学院其他3位导师比，梁启超对学生倒是最不吝赞誉奖掖，而对自己常有内省。他为潘光旦批改作业，写下这么一段话：“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王力作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他在批语里给出了“卓越千古，推倒一时”这样盛赞的词句。姜亮夫当年从北师大研究科转考清华国学院，知道消息时已经过了考试时间，他试着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说明情况，希望得到补考机会，结果过了几天他就得到清华教务处的面试通知。梁启超不但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四川学生来信妥为处理，还亲自见他，为他出题考试。

　　国学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生活拮据者多，梁启超就想办法为他们找些生计，比如让学生给他发起创办的北京松坡图书馆编写目录，做“提调”(头目)的学生可以拿到五六十元一月，其他的人也有二三十元收入。据和他关系亲近的学生周传儒回忆，先生每天晚饭后一定写字，他的大字每个能卖大洋8元，每月可得两三千元。先生写字的时候，他常在身边持纸，先生写好后，由他报题什么上款，先生最后也记不清是谁叫他写的，所以帮人向先生求字并不难办。

　　在清华园，梁启超的演讲极富个性。他口才很好，学生回忆，先生召见时往往自己滔滔不绝，而不让学生讲话。演讲时他却习惯先写好讲稿，然后以浓墨亲笔抄写在宽大的宣纸稿纸上。在演讲时，他随时引用作品，大部分能背诵出来，偶有卡壳，他就用手指敲打自己的头，等上一会儿，大部分又记起来。在周末的师生同乐会上，他还即兴表演过大段背诵《桃花扇》，能一字不差。

　　入国学研究院后，他很想把自己的学术精力集中在治史方面。1925年9月，他开讲“治史方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秋冬开始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入研究院授课仅半年多，梁启超就发肾病住进协和医院手术，被错割一肾，此后两年一直是抱病讲学和著述。1926年春，他准备继续写作《中国文化史》，已经拟定的提纲分3部29篇，包括朝代、种族、地理、政制、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服饰、考工、通商、文学、音乐等180多个章目。这个有百科全书气派的写作计划，被郑振铎感叹为“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