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

　　“我在聂总领导下工作了近30年。这是我一生幸福的30年。”和聂帅一起创造那个“黄金时代”的钱学森对聂帅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厚感情。他一辈子住在一个不大的房子里，拒绝了无数次搬家机会，只因为这个房子是聂老总分给他的。

　　“我体会聂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风民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作用。”1958年，从国家科委调到聂帅办公室担任秘书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这样回忆。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是被轻视和歧视的，别人也都认为“不好管”，但聂帅却把他们看得非常宝贵，尊重他们，关心他们，被称为“科技工作者的知心领导人”。

　　聂力到现在还记得，1958年的那个冬天特别寒冷，滴水成冰。有暖气的家里很温暖，但父亲却很不安，因为他牵挂着五院刚从各地报到来的科学家们。建院初期住房紧张，有的技术干部甚至住在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里。“我不满意，我要告诉五院的领导们，如果冻坏了一个人，你们得赔我！”聂帅去五院视察后严肃地对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说。

　　“科技鱼”、“科技肉”这些一度被批判的字眼，在许多科学家的记忆中却是那样美好和温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研单位和试验基地生活一度十分困苦。身处茫茫戈壁的东风基地的官兵只能用沙枣、甘草叶、骆驼刺掺着玉米面、青稞面制成的代食品充饥。长期营养不良，使得许多人得了夜盲症，身体浮肿。

　　聂帅得知这些情况后，果断向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的领导同志求援，请他们尽快设法给予支援，划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食油、水果等。

　　“这批鱼、肉、大豆、海带都是专门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聂帅对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同志说。

　　这项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东风基地的科技干部至今都忘不了，聂帅特批给他们每人每天二两黄豆，连基地司令员、政委都没有享用过。“要是我们领导干部分了一两，就开除我的党籍。”五院的政委刘有光拍着胸脯说。

　　“我自己就是一个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他们的工作服务。”聂帅的话语教导着每一个科技干部要真正做好为科技人员服务的工作。

　　毛泽东对聂帅有过这样的评价：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敢于承担责任。

　　在文革那样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敢于承担责任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文化大革命中，聂帅也没能逃脱灾难。他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万炮齐轰聂荣臻”的大字报挂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样的情况下，他始终把科技人员的安全挂在心上，仍想方设法保护知识分子和干部，力争减少动乱给科研工作带来的损害。

　　当有人在中国科学院贴出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聂帅一听火了：“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要批来批我好了。”

　　1967年初，某研究院造反派决定在西北某厂召开会议，把主要的科技干部集中到那里，形势很紧张。聂帅很不放心，便打电话指示会议要改在北京开。随后，派出专机，把科技人员接回北京。哪些科学家在原单位有危险，他就以工作需要为名把他们临时“借”到北京。

　　聂帅不但关心知识分子，知人善任，更能从实际出发，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按照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的特点来做工作，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让知识分子的力量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为了使知识分子少受“左”的思潮和运动的干扰，专心研究，他抓住了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机，领导制定了一部旨在推动科学工作发展的“宪法”，这就是著名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十四条”)。

　　为了把“十四条”的政策思想讲透，便于统一认识和正确执行，1961年6月12日，聂帅就“十四条”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就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自然科学学术上的体现，理论联系实际及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等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

　　他强调自然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即使是从旧社会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只要一有爱国心，二愿意同我们合作，从事科学工作，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和使用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不能用管理部队的方法来管理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搬用部队工作的一套方法来处理科学技术问题。”

　　1961年7月6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帅的报告，给予一致好评和赞赏。邓小平认为，这是个好文件，要“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

　　聂帅了解知识分子，也了解科研规律，所以能宽容失败。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导弹运往发射场，可惜导弹起飞后只飞行了18秒就坠毁了。

　　“科学试验允许失败，自行设计迈出的第一步就像小孩学走路所迈出的第一步跌了跤一样，要从所付的学费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聂帅热切的鼓励宽慰了因为失败而懊丧的科研人员，增加了他们克服难关的勇气。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故障原因，于1964年6月重新开始飞行试验，结果连续发射3发导弹均获成功。

　　这样的关心、爱护和信任，使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没有想到什么级别、想到钱，想到什么安逸，而是想怎样落实聂总指示，使国家强盛起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再不受欺侮。”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院士这番话，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