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协同，集中力量办大事

　　突出重点，组织全国大协作进行攻关，这是在经济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科学事业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聂帅)把4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了。这一整套组织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1989年12月29日，聂帅90寿辰，钱学森发去贺信，信中对聂帅的科技管理方法如是评价。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起步时困难重重，但聂帅始终扭住“两弹一星”的目标不放。在开始“两弹”研制工作不久，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了专家，停止援助，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留下的是“看你们收拾这一堆废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20年也干不出来”的嘲讽。

　　聂帅没有放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表示要“集中全国力量，立足国内，突破‘两弹’技术”。

　　1961年，经过3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正酝酿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随之而起。聂帅坚决反对“两弹”下马，“搞不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聂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听到这样斩钉截铁的话语。

　　在聂帅的坚持下，文革的风暴没能挡住“核聚变”的步伐。1966年8月，聂帅在军委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两弹试验基地和一些科研单位要推迟开展文化大革命，得到会议同意，“两弹一星”的研制因此得以继续进行。

　　研制“两弹一星”，涉及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多个行业，至少有5600多种新型材料需要学会制造和生产。旧中国留下的仅有381个科研单位，9000名左右的科技人员。因此，组建研究机构并调集科技人员进行攻关，就成了聂帅工作的重点。

　　随后，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等管理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

　　为了抽调急需的各类人才，聂帅亲自找有关单位反复协商求援。但当时科技人员短缺，科技人员在哪个单位都是宝贝。“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未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在聂帅为五院调集人才而召开的会议上，就有人这样念叨。

　　在聂帅执着精神的感动下，陈赓大将主动从哈军工调来了一部分专家、教授，通信兵部、三机部等部门也给予了支援。

　　当时，组织科研队伍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首先是从全国有关部门和高等院校、研究院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包括国内有经验的专家和出国留学归国人员，如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王淦昌、朱光亚等；其次是从有关高等院校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并从中选送一些人出国培训)，为各研究院补充年轻人才。各研究试验机构的领导班子和其他行政人员，则主要是从部队调来的经过战争考验的优秀干部。

　　为了确保不断补充优秀的年轻人才，聂帅还推动调整、新建了一批国防技术院校，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中国科技大学。据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院士回忆，中国科技大学的组建从无到有不过三个月时间，包括“筹建工作，校舍、招生、教工及教学等一桩桩、一件件事”聂帅都过问和落实。

　　聂帅的女儿、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聂力说：“在聂帅大力协同思想的影响下，各单位急国家之所急，不管人和物，只要能用得上的就全力支持。”如在原子能和航天技术有关项目上，中国科学院硬是调动了全院约一半以上的人力投入到技术攻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