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院士退休”听起来不是个陌生的词汇。但迄今为止，全国两院院士中，获准退休的，仅秦伯益一人。9年前，70多岁的他卸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职务，保留了院士头衔。随后一人独游全国，同时不忘就社会问题发声。

　　近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等。还有院士发出了羡慕秦伯益的声音。这一切，使得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秦伯益。

　　“退休这事，我就算不承认也是异类”

　　新京报：当年，退休想法是突然冒出，还是酝酿很久？

　　秦伯益：按军队规定，我65岁可以退休。但我60岁左右就考虑退休后的安排了，60岁后开始选定、培养接班人。

　　新京报：你真正退休时，已是70多岁了，是因为评上院士延缓了吗？

　　秦伯益：1994年，我成为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那时我62岁，在第一批院士里算年轻的。好多评上院士的老教授都没退休，我马上退不太合适。直到2004年，我72岁时才正式向组织呈报想法。

　　新京报：退休过程顺利吗？有没有遭遇一些阻力？

　　秦伯益：军事医学科学院对我很了解。报到总政，就不好处理了，因此前没先例。查遍所有文件，既没说院士什么年龄能从单位退休，也没说院士不能退。程序怎么处理？谁来批？最后又从总政报到中央军委。第二年批了下来。

　　我觉得因为自己想退，很坚决，加上各级领导的理解，所以能退下来。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因为评上院士，干脆不退了？

　　秦伯益：我认为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对晚年安排没什么影响。后来不知为什么，院士自己也好，院士所在的单位也好，社会也好，都有一种错觉，觉得终身荣誉就意味着终身工作，要干一生。但我没有这样的“错觉”。

　　新京报：当时周围的人怎么看待你？

　　秦伯益：单位的人很理解。单位外的人对我有一些其他解读。但我不介意。我一辈子做事，老实讲，不太顾及别人怎么看我。到最后大多数人还是能接受我的。

　　新京报：也有赞同的吧？

　　秦伯益：有，但他们会问，你退休下来经济损失多少？我说我没去算，也不在乎。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学术圈里的“异类”吗？

　　秦伯益：整体来看，我觉得自己不算异类。但对待院士退休这件事情上，我就算不承认也还是异类。

　　“院士头衔对发声有帮助”

　　新京报：退休后卸去职务，心情会失落吗？

　　秦伯益：没有失落，我老早就准备了。譬如这些书，是我40年的积累，从“文革”后开始收集，现在已有上万册，就是为了晚年退休后能慢慢看。

　　另外，院士头衔我没退，退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职务。

　　新京报：你退休后，游遍了中国名胜古迹，写了两部游记，这也是此前计划的吗？

　　秦伯益：大规模旅行不是，是慢慢积累的。但我一直有走走看看，了解社会的想法。

　　新京报：你后来也到大学或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秦伯益：这些不是我主业。我现在更关心国家大事，政策方针。朋友来看我，总结两句话：别人怕退休以后没事干，你是怕不退休干不完想干的事。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你现在的生活？

　　秦伯益：我自封自由撰稿人，经常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做沟通，反映民众心声。

　　新京报：院士头衔，对你这种发声有帮助吗？

　　秦伯益：带来了正面的作用。说什么话，大家比较信服，就算尖锐，大家也能听，也能接受。

　　新京报：未来的生活，你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

　　秦伯益：90岁以前主要是写作。明年开始，计划用3年时间，写我们这一代人看到、想到的一些问题。

　　新京报：你希望其他人能够和你一样，在能退的时候退吗？

　　秦伯益：最好这样，但很难做到。我们这一代科学家，一直为了国家需要，坚持做一件事。很多人除研究之外，没有别的兴趣和爱好。我觉得很多科学家苦，是因为心灵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