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一个有利于科研和学术发展的制度环境，应该是支持科研和学术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制度环境。它能够营造宽松自由、开放包容的氛围，使身处其中的人拥有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这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尤其重要。

　　在科研评价机制上追求绝对的公平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要想一个更合理的办法兼顾效率和公平。

　　科研评价机制要提供不同的发展路径，给科研人员自由选择的机会。

　　一个月前，微博红人“急诊科女超人”于莺从协和医院辞职，其理由是：“不愿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玩不过。”

　　于莺的逃离是有感于现行评价考核体系对人的“压迫”，而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大批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同样感受着“体制之痛”，在学术困境和生活负担的双重压力下，苦苦寻觅着突围之路。

　　压力为何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在《工蜂》一书中写道，受访的高校青年教师中，72.3%认为自己“压力大”。他们把自己称为投入多、收获少的“工蜂”，或自嘲为“学术民工”。

　　高校教师面临教学与科研考核双重压力。教学任务繁重，但考核以科研为主，职称和职务的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

　　一名华东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该校讲师在三年内评上副教授的标准配置是“3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1部专著，1个省部级课题”，只会讲课不发文章的老师很难获得职称晋升。

　　在廉思的调查中，近3年，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

　　诚然，科研是评价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是否合格的一个标准，但科研评价机制是否应该“一刀切”，是否应该把不擅长搞科研的高校教师一棍子打死？现行的科研评价机制到底是杜绝了“养懒汉”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术腐败，束缚了科研人员的自主能动性和创新能力？这和于莺所反抗的体制之弊本质上是相同的，在她看来，医生科研应服务于临床，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造福患者。科研这条道路可以有，但不可以是评价医生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