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史上最严”

　　还是“史上最难”

　　《办法》向学术不端宣战。局外人赞其“史上最严”，内行人却连连道“难”，请问两位老师，你们怎么看？

　　葛剑雄：《办法》虽然出台了，但怎么发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靠基层报上来，根本没人报。如果靠举报，大量举报都是匿名的，也不是都准确，那么匿名举报是处理好还是不处理好？

　　胡翼青：《办法》落实的关键在于如何取证，而不在于查实后如何惩罚。如果文章是代笔，在买卖论文时将知识产权一并卖掉，买卖双方不说，很难查出来。

　　葛剑雄：《办法》难执行，难在标准很难定，比如抄袭，到底什么程度算抄？如果学生把抄来的文章改头换面，就很难发现。再一个，认定难。以复旦的学术规范委员会为例，因为找不到证据，有的事件调查一两年都很难做出结论。还有很多领域的文章本身相似度就很大，判断起来很困难。

　　胡翼青：再一个难在师生“连坐”。《办法》规定，“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降低岗位等级直至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在抄袭论文这方面，导师“连坐”是应当的，说明这个老师没有用心指导、不用功；但如果文章是私下找人代写的，老师也很难发现，要老师“连坐”就有点过于机械。

　　葛剑雄：有的学院、学校会包庇学生，不配合，不提供证据。因为学生要毕业、就业，有的文章又会牵扯到老师、领导，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要考虑执行的难度。

　　胡翼青：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法》就会变成“纸老虎”。

　　葛剑雄：我们也有对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担心。比如一篇涉嫌抄袭的文章涉及院长书记，署名是院长和学生合署，那么，如果学生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又没有证据，就很难认定到底是谁的责任。

　　编辑点评：因为“严”，所以“难”。执行难是很多《办法》甚至法律法规流于形式的根本原因，《办法》要想落实好，还需要具体可行的操作措施，合理规范的执法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