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

　　背诵名言可以轻易应付，但像在文章中划好词好句这样的作业，常常难倒乔乔和他们家的两位文学博士。

　　老师说按“aabb”格式划好词好句，乔乔觉得课本里没什么好的，就随便划了划。班上有个男同学，把“爸爸妈妈”划出来，结果得了A-。

　　每次划好词好句时，叶开都很紧张。这位《收获》杂志的副编审不知道哪个词比另一个词更高级。“难道这个词是部长级，那个词是科长级？”他反问道。

　　他把划好词好句比作揪树叶，并形容说，“即便你揪下所有的树叶，也不会体会一棵大树的美。”

　　为此，他在专栏里写了《好词好句与陈词滥调》。但批判归批判，为了减轻女儿的痛苦，他和妻子还是得耐着性子帮乔乔划好词好句。

　　在杂志社编审稿件时，叶开给国内很多知名作家提过修改意见，但他对女儿的作文指导，大都以失败告终。

　　他经常告诉乔乔，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把意思表达清楚。然而几乎每次老师的批语都是，“再多用些好词好句”。

　　这时候，叶开会安慰女儿，“不是把所有色彩斑斓的颜料泼到墙上，就会成为一幅画。做一个诚实真诚的孩子就好。”

　　在他眼里，中国传统的国文教育注重修辞和交流，以此形成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人生观；而现在的语文教育则跟外语教育一样，光注重语法。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而且“极其乏味，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思考”；在肢解了语文的同时，也让孩子变得分裂。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然后家长回家再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给粘起来。”叶开直言，自己和许多正上小学的孩子一样，都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次，乔乔的考题是划去括号里不正确的拼音，为“打量”的“量”找出正确的读音。全家三口人都认为“量”应该念四声，但老师给的答案是念二声。后来大家分头查字典，发现答案也不一样。

　　“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在家里就念打量(四声)，在学校就是打量(二声)好了。”乔乔比划着说。

　　最近，如何解释“矜持”这个词，也难住了两位博士。他们查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解释并不相同。尽管叶开认为词典释义也欠准确，但又必须选，最终他们在“拘谨”与“庄重严肃”之间选择了后者。

　　结果，乔乔又得了一个红叉，因为教辅的标准答案是“拘谨拘束”。

　　这一次，还没等父母叮嘱，乔乔自己已经明白，在学校就按“拘谨拘束”，在家就按“庄重严肃”。

　　“我感觉一半在学校里，一半在家里，在中间被切了两半。”乔乔皱着眉叹口气，像个小大人。

　　叶开曾经拿女儿的这种感受跟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文学教授交流。教授说，自己的儿子刚上初一，小学6年一直“分裂”得特别好，“学校说一套，家里说一套，从小就学会应付”。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教育和实际同步，我们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应付和对付上了。”教授感慨道。

　　针对这种现实，叶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摧残，这就是他们的命。”在去做讲座的路上，他跟一位朋友重复这句话时，眼泪几乎快要流出来。

　　他唯一庆幸的是，女儿乔乔从8岁起，便学会了用他推荐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排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