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剩男也受学术界关注

　　本报调查：人口普查数据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的，您能否举个例子？

　　张翼：比如老百姓都很关心的老龄化问题。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比较低，但这个老龄化数据是结构性的。如果按户籍算，农村低城市高；而按照常住人口算，则是农村高城市低。没有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就可能忽视城市本身的养老压力，但从微观看，家庭的养老压力已经显露出来，家庭的4：2：1结构正在形成。

　　目前城市的低端养老院几乎没有，两三千元的养老院有，但一千多元的养老院少，城市面临很大的养老压力。而农村更面临着 “未富先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制定相关政策。

　　本报调查：对于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是否也同样需要政策干预？

　　张翼：按照现在公布的数字，200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9：100，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是116：100。这说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长期失调。当新生代人口进入婚龄期后，就会发生严重的“婚姻挤压”。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段的贫困男性，可能找不到配偶，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这次普查这个比例还没有下降，我们就需要反思我们的人口政策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偏远的农村。因为一部分农村女性流入到城市，满足了城市里男性的婚姻需求，对于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男性，就会造成大的影响，甚至出现光棍村的情况。另外城市出现高学历女性的择偶难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人口学界、社会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男多女少？因为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比如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这样可能会抑制对生育性别的人为选择。

　　入园难与上次数据失真有关

　　本报调查：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如何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张翼：按照目前的人口普查安排，会对普查人员配置监督员，在普查过后，2010年10月到11月期间，还会有个抽查复查，对不实数据进行改正。

　　本报调查：什么因素可能导致普查数据失实？ 

　　张翼：在这次的人口普查条例里，我们提到一个“准予落户”的概念，也就是没有落户的新生儿可以落户，没有提到要征缴社会抚养费的问题；公安部的相关规定里，也没有提到征缴社会抚养费的问题。不过在各地方政府人口普查的实际过程中，一开始还是在征缴社会抚养费，现在这个政策有所松动，也就是你交比原来的标准低的钱，我给你上户口。

　　但对于一些老百姓，尤其一些贫困的老百姓，他是不会选择缴费的。第一他怕今后被追缴更多的费用；第二对于更多贫困的人，交这个钱是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他就会逃避普查，从而就会出现人口普查数据不准确，甚至是数据很不准确。

　　本报调查：如果普查数据不准确，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张翼：第五次人口普查时，0至10岁人口普查的漏报率，在有些地区甚至达到1%至2%，尤其是计划生育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最后统计出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的日本基本持平，大家谁都不相信这个数据。

　　这样的数据，就会导致针对这部分人口的政策，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

　　另外，由于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也导致数据错误产生集聚效应，影响社会资源的正确分配。例如现在城市幼儿园数量很紧张，就与当时的数据不准确有关系。我们没有预料到有如此多的适龄儿童需要幼儿园。某些城市部门拿到的数据，可能是七万个小孩需要幼儿园，结果来了十二万个孩子，那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幼儿园就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医院、学校、乃至社区的诊所如何配置分布，都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都需要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