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利益的博弈”

　　正由于这个“不动存量”、不触及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基调，使开始实施的《纲要》中的一些亮点的实施前景不容乐观。早在民间对《纲要》的热议阶段，有参与起草者就透露，教育部专门提出为了“加强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需要开展“一批重大工程”，包括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国家教育信息化工程等。

　　《纲要》关于“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表述背后有一个细节：这个问题能否在2010年解决？财政部说有困难，温家宝表示最迟2012年也要达到。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部门还需要列出“一批重大工程”来要钱，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教育投入问题并没有解决根本？甚至有人担忧，如果出现2012年达到目标后又降至不达标的情况怎么办？

　　有分析人士指出，依靠设立项目要钱办学，近年来在我国教育系统已成模式。从211工程、跨世纪人才计划，到中小学生齐跳集体舞、让京剧进校园，要么监管缺位，收支自说自话，学校的办学独立性越来越弱，要么热闹一阵子，很快冷清下来再也无人问津。为摆脱部门利益的纠结，解决好影响教育投入的根本问题，有必要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依法负责教育投入的预算和监督。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各国政府机构用于教育支出的一个基本指标。”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介绍，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这个指标确定为4%，结果，原本在20世纪末要实现的目标至今未能实现。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成立了专门的“4%课题组”，身为课题组负责人的王蓉表示，有些相关的根本性问题需要充分、理性和冷静的分析，其中包括“4%”的执行机制和落实路径问题，相应的研究基础也需要增强。

　　在一些教育界人士看来，教改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教育专家起草的调研报告中提到有关教育方针的问题，教育部自身如何转变职能的问题，在最终亮相的《纲要》中均未涉及。可见《纲要》文本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在博弈中不断妥协的过程。

　　博弈体现在部门之间。在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袁连生教授看来，目前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包括普九、高校扩招等，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负债来实现的，说明“相应的政府投入没有跟上去”。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则在今年2月28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几年是“我国教育经费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也是我国教育事业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
　　主导改革的教育行政部门与社会舆论人士之间，对于《纲要》的解读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前者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定义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并称之为“有中国特色”；后者则呼吁扩大办学自主权、落实学术自主权、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等。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后者有政府宏观管理、社会组织考试、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诉求，而政府怎样退出考试评价领域、教招考怎样分离、现行集中录取制度如何突破，前者的改革路径并不清晰……由此可能带来的隐忧在于，未来10年间教育的老问题仍可能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