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国家力量之源

　　全民对教育追捧的热度，从未如今天这般。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国人今天的生活。

　　时间回拨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的金秋时节，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今天，在拥有网民数最多的中文网络中搜索，“教育优先发展”始终是未曾褪色的流行语。

　　这句抽象的词语可以找到很多现实注脚：上至在社区老年大学中挥毫泼墨的退休老人，下至享受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少年儿童，每个生活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人，都在亲身体验它的含义。

　　国人今天所享受的教育成果，是从弱小的种子和贫瘠的土壤中开始培育的。1992年，改革开放14年后，我国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6年，与发达国家同期相比差4.5年左右。人口负担加重、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通货膨胀潜伏，令这个走在振兴之路上的国家步履蹒跚。

　　与此同时，一场引入新知的大潮正滚滚而来。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蹉跎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却要“被迫”搭上“知识经济”的快车。

　　那时的中国，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能把占全世界24%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中国就有机会赢得未来。

　　匆匆而过的时间，给出了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答案。2007年，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迎来第三十个年头，美国《时代》周刊在《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中指出：中国力量正在上扬，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隐含在这种判断中的，是教育产生的裂变能量。在一组组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的数据背后，是国民素质得以跃升、个体创造力得以迸发并汇聚而成的国家软实力。

　　历史已给出参照：过去300年，美国、德国、爱尔兰、芬兰和日本等国都是通过教育优先发展的模式，成功赶上或超过先发型国家。

　　今日的中国，又有了一种设想：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过了别人一百年的历程。还要怎么做，才能实现新的赶超和跨越？

　　未来，将再次给出公正的答案。前提是，必须坚持对教育的尊崇。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对前途命运的清醒认识，更意味着一个民族奋起直追的精神接力。

　　“义务教育到底是谁的义务？”

　　“我要上学！”当历史的车轮走进20世纪90年代，“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一张照片，震撼和牵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十几年后，贫困地区的孩子依然要为获得一个上学机会而苦苦求索。那时，是1991年。

　　“我们笑了，爷爷哭了。”这同样是一张让人动容的照片：国家免除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消息传来，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农民泣不成声，辍学在家的孙子又可以上学了。那时，是2006年。

　　不一样的照片，不一样的感动。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施行，到2006年开始免除学杂费，中国用20年时间兑现了解决这一“世界难题”的庄严承诺。

　　给所有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受教育的帮助，就如在黑暗之处点燃一盏明灯。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础。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说，“教育能够使一个人享受他的社会文化和参与社会事务，从而使每一个人产生一种牢固的自我价值意识。”

　　义务教育，公益性是其根本属性。但在并不富裕的中国，“有教无类”的千年夙愿，“全民教育”的百年梦想，却屡屡受到“钱”的羁绊。对中国教育忧心忡忡的有识之士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义务教育到底是谁的义务？”

　　义务教育，是国家的当然义务。对社会改革背景进行回顾和梳理便会发现，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建立和变革都与其所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联系。

　　改革开放初期，综合国力较弱，广大群众办教育热情高涨，“人民教育人民办”；20世纪末，中国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21世纪头10年，免费义务教育推而广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确而立之。

　　苏明娟已长大成人，那张照片却定格于永恒。有关教育的未来，所有人的理想依旧朴素而笃定——让所有的孩子有学上、上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