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个记者眼中的两基攻坚

　　饭桌上，农村教师李小峰看着平鱼不动筷子，问：“这是什么？”

　　“这是鱼。”于禾回答。

　　“这就是鱼啊。”李老师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年近60的于禾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艺术总监，也是报道“两基攻坚”的资深记者。

　　李小峰老师则来自陕西蓝田。

　　“对‘两基攻坚’，我有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感动。”于禾说。

　　太多的人，包括老师，学生，干部，都在难以想像的艰苦环境中坚守着。

　　普通的师生让于禾感动。

　　这位老“攻坚”，只要一说起李小峰，七尺汉子总是忍不住有些哽噎。

　　那是在2004年，于禾把李小峰请到北京做节目。节目录制完了，于禾和两个同事一起，陪着李老师到一个小饭馆吃饭，随便点了几个菜，其中有一道菜是红烧平鱼。“您没见过鱼吗？”于禾问。

　　“不怕您笑话，我只在书本上见过鱼。”说罢，没吃过鱼的李老师学着于禾的动作，用筷子戳着吃了两口鱼肉。这个30来岁的小伙子随后放下筷子，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眼泪噼哩啪啦往下掉。

　　全桌人的默然无语。正在这个时候，于禾点的另外一道菜——孜然羊肉也上来了。“羊肉你们在西部常吃吧？”为了活跃气氛，于禾故作轻松地问。

　　李老师的回答让于禾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也没怎么吃过羊肉。在我们那里，羊只有病死或者摔死，才用清水煮着吃。

　　晚饭结束了。“我能不能提个请求？”李老师有些不好意思，“我能把这盘羊肉带回去，让70岁的母亲尝尝吗？”

　　一周后，于禾接到李老师来信：“我母亲吃了这盘羊肉，说这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菜。”

　　在边远学校，真实的场景让于禾一次次地被震动。

　　2000年秋天，于禾带着摄制组来到新疆和田的于田县。为了拍摄方便，他们没有去更远的地方，只是来到县城近郊的一所农村学校。

　　西部农村义务教育的境况让于禾惊呆了：房顶直接可以看到天空，孩子们的课桌坑坑洼洼。维吾尔族小男孩们带着的帽子都发灰了。老师们手里握着黄黄的东西在不黑的黑板上写板书。走近一看，原来是黄土块。当时正是秋天，于禾穿着皮鞋还觉着脚凉，男孩子们都光着脚。

　　于禾拿出兜里仅有的500元钱，“老师，您拿它去买粉笔吧”。

　　这样的学校在西部不止一所。还有一次，于禾来到贵州施秉县的石板村。当地的教育部门带着于禾与摄制组去看新建的学校，那是非常漂亮的新建筑。

　　“我想看看原来的旧学校。”于禾对当地的教育局长说。

　　局长说：那你们可要吃苦了，车过不去。

　　第二天一大早，教育局长带着于禾和摄制组开车来到山下，羊肠小道不能通车，于禾和同事们扛着设备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一所苗族小学：那是一个木头房子分成的3间教室，天花板上都是窟窿，墙壁上也净是窟窿。每到刮风下雨，学校就不得不放学。与很多农村学校一样，这个学校也采用“复式”教学的方法。

　　这里的老师介绍，一年级是个单独的年级，有40来人，到了二三年级就剩20来个人，四年级七八个人，五年级就要到乡里上高小。

　　一个眉目清秀的小女孩走进了于禾的视野。如今正在县城上初中的小姑娘告诉他，当初一起上学的40多个同学中，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上了初中。可是让这个小女孩难受的是，由于家境贫困，自己很快连初中也上不起了。

　　基层的教育干部让于禾感动。

　　西藏江孜教育局有个土登局长，为了改变西藏地区的落后面貌，一心扑在工作上。有胃病的他喝点水都胃疼，却一直不肯去看病。最后在周围人的坚持下去了四川的医院，一查，是胃癌晚期。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热爱的土地和岗位上。

　　了解到土登生前曾住过半个月的医院，于禾费尽周折找到土登当初住的西藏军区总医院。一查名字，内科没有这个人，肠胃科也没有这个人。不愿放弃的于禾最后在五官科查到他的名字。一问大夫，才得知，他当初自称有慢性喉炎，是按照喉炎治疗的。

　　“这样的干部应该树为典型啊！”于禾向西藏教育部门建议，却得到这样的答复：我们这样的干部多的很。

　　于禾算了一笔账：从1903年满清政府在《学务纲要》中首先提出了“义务教育”这个名词，满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忙活了将近50年，到1949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不足20%，。建国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到1965年，基本普及了小学六年级教育。到2000年末，在全国85%人口的地区，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最后还剩下没有实现“两基”的15%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为此，2004年又提出了“两基”攻坚计划，随后的短短4年中，西部地区的“两基”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8%，从而使我们全国的“两基”覆盖率达到了99%。

　　“真是圆了几代人都不能圆的梦。”于禾说：“而我之所以对‘两基’如此动情，也是因为我干过将近10年的农村老师，知道接受教育对农村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本报北京11月28日电

　　“你知道两基攻坚有多难？” （记者 原春琳 谢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