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点。
这些学校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属于私人办学；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招收的学生是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开办十分简单。建立这种学校所需资本较少，又不需要办学手续，办学者只要租几间民房，或者在菜地里搭几间窝棚，一个学校就张罗起来了。而且，先期的微小投入可以很快通过学费来收回。招聘教师也没有什么标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当。有5所学校甚至只有一位教师，也就是办学者自己带着几个孩子上课。有两个教师的学校有22所，很多是夫妻店；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学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学器材，诸如三角板、圆规等等。学生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学习。
(3)打工子弟学校处于迅速发展之中。
打工子弟学校总体的数量增长十分迅速，学校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在我们寻访到的114所学校中，1998年后创办的就超过半数。打工子弟学校呈逐年递增之势，一半以上的学校是1998年成立的。此类学校随时成立，学生随时可以入学。大体说来，1996年以前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初创期，是一村一校的补缺阶段，1997年至今为高涨期，发展到一村数校的竞争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和调整后，不同的学校在规模上已经拉开档次，一些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例如， 1994由李素梅等人创立创办的行知小学，最初只有9个学生, 1994年底，增加到了22个，1997年达到260多人,1999年课题组调查到该校的时候为876人，现在则有接近2000人;桃园小学在1998年9月刚建立时只有70多名学生，仅仅6个月之后，学生数就翻了一番，达到150人，而到学校建立一年的时候，学生规模已经翻了两番，达到了300多人，现在（2001年）的规模则达到了500人；明园学校的则从1997年创办时的40人发展到现在的900人；育英小学从1998年初创时期的120人，发展到现在的450人。可见有一部分学校已经迅速的扩大了规模。这对一个学校的长期发展也是有利的。有些学校则在于维持现状的状态，还有个别的学校已经停办。考虑到各方面的变化，课题组推测到2001年，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大约有一百五六十所，以每年15%的递增比例计算，至2001年，在校学生的总人数则在15000-20000人左右。
(4)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
打工子弟学校主要靠收取学费来维持运转。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普遍较低，43.9%的学校每学期学费低于300元。114所学校的平均学费为323.4元。比起北京的公立学校，这是相当低的。打工子弟学校收费低，这是它吸引流动人口的最主要原因。而且，其收费非常灵活，大部分学校按学期收费，有的甚至按月收费，而且普遍允许拖欠学费。这也是它受外地人欢迎的一个原因。而北京的一些公立学校，在收取流动人口的赞助费时，往往要求几年的费用一次交清。这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给两个孩子以上在此校上学的家庭以优惠，对一些特殊学生给予照顾，如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残疾，家庭困难等。
(5)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
打工子弟学校大多为外地人所办，在这些外地的办学者看来，亲戚和同乡最可靠。以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1998年9月，在该校的31名教师中，1/3以上是办学者从家乡招来的亲戚和同乡，还有1/3是熟人介绍来的。行知学校当时有800多名学生，比较大，教师多，所以办学者的亲戚和同乡在所有教师中的比例还不太高。在一些比较小的学校，教师大多是办学者的亲戚、同乡。打工子弟学校，不仅学生是打工者的子弟，教师也基本上是打工者。这些打工的教师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①很多教师没有教育的经验，是半路出家临时操起教鞭的。②教师的流动性很大。由于在打工子弟学校当教师不过是打工，教师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
总的来说，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中大量存在着门外汉，不可避免会影响教学质量。要招聘较高素质的人才，就要提高教师工资，而提高教师工资又减少了办学者的利润。对办学者来说，利润是第一位的，教师的好坏无关紧要，反正是小学生。在这里，经济动机压倒了教育的要求。
2. 办学者群体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人员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群体，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或公办教师，在114所学校中有79所是他们办的。另外的则是半路出家，从包工头、小贩、厨师、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业走上了办学的道路。他们能够涉足这个领域，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是因为流动儿童在北京没学上。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办学是一种能带来可观收入的职业。
(1)办学者的原籍。111所打工子弟学校（不含3所幼儿园）的办学者来自河北、河南、北京、内蒙古、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吉林等9个省、市、区，绝大多数是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口，其中河北、河南的办学者最多。而河北的办学者全部来自张家口地区，尤以张北县最多，有25人。河南的办学者除3人外全来自信阳地区，尤以固始县为最多，有23人。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集中于河北张家口与河南信阳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办学者总共有91人，占总数的82%。这是为什么呢？
①北京是河北、河南两省人跨省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张家口和信阳地区都是贫困地区，外出流动人口很多，来自这两个地区的人说村里"能出来的都出来了"，有1/3到2/3的人在外面打工，其中很多人来到北京。②信阳人和张家口人在京居住比较集中。固始人几乎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集中居住在洼里、八家、太阳宫等地。张北人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海淀乡、衙门口等地。河北沽源人在京主要是开轻型卡车搞运输，集中居住在清河营、立水桥、中滩等地。居住的集中使流动人口学龄儿童在数量上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
(2)办学者的文化程度。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大专文化的只有16人；大部分是中等文化程度，如中专、 中师、高中等，共有81人；最低的是文盲，有2人。另外，21人不愿向调查者透露其文化程度。由此可以看出，办学者整体的文化程度不高，大专学历者只占14%。而且，不愿透露其文化程度的21人，其学历也不会高。其中竟然有文盲也在办学，去给别人扫盲，也堪称奇谈。
(3)办学者的教学经历。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基本上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无教师经历者三分天下。在114名办学者中，有79人在办学之前曾有过在正规学校的从教经历，其中包括42名民办教师和30名公办教师，另外7名是代课教师和企办教师。除此之外，有30人是半路出家来办学，另有5人则拒绝透露。
在无从教经历者，有4人虽没有在正规学校的教师经历，但在别的打工子弟学校做过教师，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单干。总的来看，相当一部分办学者属于半路出家，他们所办学校的质量可想而知。这些半路出家的办学者是从形形色色的职业走上办学之路的。例如，固始的冯校长95年来京做买卖；丁校长92年来京批发酱油等食品，后来与人合办食品公司；何校长以前也是生意人；陆校长91年来京后做厨师，然后又自开小吃店；竹校长先在京做秘书，又做家电公司的经理；等等。
结束语：
打工子弟学校是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义务教育的边缘化。它的产生反映出现行义务教育体制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上的乏力，表明这种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人口大流动的社会格局，在面对新问题时无能为力。因为，体制之外的事物的滋生乃是体制本身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结果，在体制本身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人们才诉诸于体制之外。正因为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把流动儿童拒斥在城市正规学校的校门之外，打工子弟学校才得以产生发展，并且成为解决流动儿童就学的重要渠道。从这种意义上说，打工子弟学校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体制不合理的基础上的。在我们为这一自发的流动人口的创造性产物赞叹的同时,民工子弟学校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1)外部环境恶劣。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和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机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获得合法的办学手续,事实上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是关起门来办学，学校之间很少交流，由于体制壁垒，各个学校和北京市的教育部门也很少交流。
(2)民工子弟学校都属于私人办学；招收的都是民工子弟,办学者文化程度不高，其利益趋向部分的影响了一个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和运用。学校的教学设施极度缺乏,办学条件极其简陋，教学环境恶劣，学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学器材，诸如三角板、圆规等等。更缺乏图书馆等教学文化设施。
(3)入学儿童的贫困状况严重，学校主要靠较低的学费来吸引由于门槛过高而被北京市的学校排除在外的流动人口子女,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处于底层,普遍存在贫困的学生儿童。
总之，打工子弟学校给那些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哪怕是受低层次的教育也比不受教育强。这是它存在的合理方面；但是，它是以另一种形式的不合理来解决现行教育体制的不合理。由于国家对打工子弟学校没有任何监督和规范，在这些学校里就学的流动儿童的教育成长完全被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操作之下，这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种状况是有悖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所以，打工子弟学校并不是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长远之计。对这些孩子来说，每耽误一年都会给他们的未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国家应尽快采取切实具体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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