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的表白中我们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心灵受到的压力和经常性的伤害。但是贫穷并不天然的与暴力和反抗伴随，贫穷只是直接的产生改变现实的愿望，而当努力遭遇到不公平时，首先产生的是对公平的渴望，这种愿望长期得不到满足才会产生激进、产生反抗。而消除激进与对立的的前提是要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当资本和权利之光长期照耀不到底层的时候，当改革和发展不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所分享，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断层线就会出现。流动农民对这种断层的体验最为真切，他们对公平公正的吁求也最为急切。
在二代移民的问题上，简单的假设多少有一些妖魔化二代移民的倾向，流动儿童也并不是一个供我们简单的施以同情的对象，他们的命运包含在我们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子女的各种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整个社会从身份制向公民社会转变，拆除城乡壁垒，有赖于人们从根本上重视这些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让他们拥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当然，这个过程还会相当漫长。
3. 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严重匮乏
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中国的基本教育政策，儿童最基本的权利即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从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的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情况，这种权利在很多指标上没有得到满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不能在可受教育的年限及时入学。据抽样调查，在北京300多万流动人口中，6-14岁的学龄儿童占3.6%，达10多万人，而其入学率只有12.5%，也就是说，87.5%的流动儿童是被排斥在学校的校门之外。
(2)孩子跟随家庭四处流动，其中很多人有过辍学的经历。超龄问题都是十分严重的。例如，在固始人办的洼边四小里，三年级有53个学生，竟有15人超过14岁，而正常的三年级学生应为10岁。在张北小学，有的学生18岁了才上二年级。在太阳宫流动学校中，每个年级学生年龄的差距都有5至6岁。这个学校的学前班有54人，按6周岁入学的标准，共有9人超龄，超龄率为16.7%；一年级有46人，共有13人超过7周岁，超龄率为28.3%；二年级30人，共有7人超过8周岁，超龄率为23.3%；三年级18人，共有13人超过9周岁，超龄率达到72%。全校共有学生148人，超龄的就有42人，超龄比率达到28.4%。也就是说，全校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超龄。
(3)流动子女失学情况普遍：流动子女失学问题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从对21个有失学儿童家庭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年级，失学现象都普遍存在，越到高年级越严重；家庭经济负担不起是最主要的失学原因；失学儿童处于闲散状态或过早从事一些劳动。从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看，存在着三个主体，需求方：有打工子女的打工农民、供给方：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学校、教育的主体：学龄儿童。流动儿童教育于严重匮乏的主要原因是，一、外来人口的城市的管理体制：供给有限，二、打工者的经济条件限制：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的原因。
二. 现实与无奈-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选择
对于有学龄子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来说，在城市的生活不仅仅要承受生存、就业的压力，也面临着学龄子女接受正常教育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龄子女的受教育状况。2000年6月，课题组组织了一次针对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的调查，调查地点选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北京朝阳、丰台、海淀三个区。共获得有效样本619个，其中男性383人，女性216人。
1. 流动学龄子女教育-持续增加的教育需求
从本次调查的需求方的生存状况来看，教育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首先总量上来看打工者流动仍频繁，对于相当一部分的打工者来说，因为只有在一个地方时间比较长，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资源和降低流动的成本，一旦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他们倾向于会在某个城市长时期居住，心态逐渐趋稳，调查结果显示：23.6%的调查对象在北京生活已经9年以上。问及未来的打算，四成以上的打工者明确表示想长期在北京生活，乃至在北京安家，移民倾向渐趋明显。如果总的趋势不变，随着留在城里的打工者进入生育年龄的数量逐渐增多，学龄子女儿童的总数会进一步增长。打工子女教育的现状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变，问题将更加尖锐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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