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成功的改革一定是顺应学生的天性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怎么样提供一个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体系。高密四中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扩大学校规模，盖了一栋3层的教学楼，高一新生扩大两个教学班，但是有半年的时间这两个班没有语文教师。语文课有时候就是把学生带到图书馆读书。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学期考试中，这两个班的语文成绩一点都不差，作文分数比其他班还要高。这让语文教师很尴尬：不知道我们天天在教室里干什么。

　　我到高密一中后，又遇到一件事：一个考上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给他正在一中复读的同学写信介绍各个学科的复习方法，谈到语文的时候，这个毕业生说：“你可千万别上语文教师的当，语文教师在课上讲的那些东西没用。”这封信被班主任发现了，他回到办公室当着全体语文教师的面讲了这封信，我也在现场，发现好多教师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大家被刺痛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学生讲的有一定道理。

　　那个学期，我就让我正在上初一的儿子和正在上初四的内侄女，参加了高三语文期末考试。高三加上两个复读班的平均分是84.5分，而初一的孩子考了82分，初四的孩子考了85分。他们没有的，是教师在课堂大量地讲授和训练；他们有的，是从小按照我制订的书目大量地阅读。

　　通过这样一次考试的成绩对比，教师们基本上有点感觉了，我发现时机也成熟了，就在高一实行了语文教学的改革。当时语文课有6节，我们拿出两节课给教师完成教材内容，其余4节课让学生到阅览室自主学习。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看到了一个词条，叫“道尔顿实验室计划”，讲的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教育实验，学生不上课，全部自修，但是要按照教师和学生签订的协议去完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学习任务。我借鉴这个思想，开始了改革。但是，这场改革问题丛生，因为大家没有操作方案、没有细化方案、更没有今天的课程标准和诊断方式。它的核心是签定协议，而我们恰恰又没有认真对待这一点，觉得一个教师跟学生签学习协议有点滑稽。

　　一项改革的核心要素是什么？确实需要我们去认清。在高密一中我做了3年多的校长，仅仅在语文学科试水。我认识到，单纯地改革一个学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1998年，我担任高密市教委主任，此前我一直在高中。我很担心自己因为不了解小学、初中的教育状况而做出错误决策。所以，这一年我到了一所初中，通过担任两个班的助理班主任的方式，去了解更多的情况。我在这所学校提倡大量阅读，增加选修课。但这种做加法的改革增加了学生的负担，领导有积极性，教师学生反应不一。

　　2002年，我在潍坊市教育局长的位子上，又到潍坊十中推行了走班上课，在初中物理和数学实施分层次教学。这项改革实行一年多后夭折。因为教师们不赞成，不愿意把自己的优秀学生交到别人的层次里，而且，各种准备也不配套。另外，这种改革在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目标，仅仅是想提高这两个学科的成绩。事实说明仅仅以提高成绩为目标，眼里没有学生的改革，很难成功。

　　这些年我们在十一学校进行的育人模式改革，尽管还存在着若干问题，但是感觉已经走通了，看到了希望的亮光。我们在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任何改革启动的时候肯定要靠教师，但是它最终的成功必须靠顺应学生的天性。远离学生天性，你就会和教育规律对着干，你就会遇到若干阻力，而最终注定会失败。

　　当我梳理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结构的时候，发现一个要素，就是必须在选择的过程中最终走向创造适合每一位学生的教育。十一学校的学科课程有近300个，即使如此，我们也感觉这种课程体系仅仅达到了第一个目标：适合每一类学生。如何从这样一个目标走向新的目标：适合每一位学生？去年，我们修改了《十一学校行动纲要》里的办学目标，从过去的“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变成了“创造适合每一位学生的教育”。我们深深知道目前的课程模式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十一学校启动了新的战略：云校战略。

　　十一学校的这场改革走得很艰辛，但我们没有统一思想，而是通过行动纲要明确愿景。它描绘了有一天，当我们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风景，我们会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培养什么样的学生？那个愿景是我们每一个终生从事教育的人的梦想。李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