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只不过，中国这么大，本来应该有更好的面向大众、传播学术文化的平台。许多电视台开办过“读书”栏目，现在基本上都消失了。我喜欢看央视 10套的科教节目，还有专题纪录片，只可惜普及考古学知识越来越像挖宝故事。我明白电视人的难处，希望在制度上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

　　学院中人容易对各种电视节目冷嘲热讽，而不太能体会整个文化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对于《百家讲坛》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是认可的；虽然我不太喜欢，但我知道此中的艰难。记得上世纪90年代，北大与中央电视台合作过《中华文明之光》，袁行霈教授主持。为了制作这150集历史文化专题片，动用了很多北大教授，可效果不太理想。只是把课堂换一种方式，搬上荧屏，配上精美图片，远远不够。

　　当初《中华文明之光》在商业上不成功，今天《百家讲坛》在学院里受批评，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折中方案。

　　记者：贵系某些教授热衷参与社会活动，还有的在专业以外大谈热点问题，语不惊人死不休。王瑶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批评“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和“二道贩子”，作为系主任你怎么看？

　　陈平原：喜欢谈论社会问题，或者经常上电视，你只能评说他们做得好不好，不能一概称为“二道贩子”。在电视上谈学问，属于文化普及，不可能具有原创性。这事情必须有人做，做得好，在社会上获得名声，那是应该的。只不过，这与大学里的学术评价，是两回事。起码在北大，晋升职称或学术表彰，都不会考虑你在社会上的名声。整天在电视上露脸，不仅不加分，有时还因为说错话，而被大大扣分。

　　北大师生历来有“铁肩担道义”的追求，不满足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既然鼓励教师介入社会改革进程，你就不能设置很多障碍，要求人家只能这么说，不能那么做。作为大学教授，我们的发言姿态跟新闻记者或政府官员是不一样的，必须更讲学理依据。具体到某学者写什么文章，在电视上如何表演，中文系主任是管不着的——也不应该管。  (记者张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