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诗云：“鸟翼系上黄金，它便永远无法翱翔。”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值钱”的院士头衔，更能凸显出它的高贵。

　　如果说此次两院章程修订“明确”了什么，那就是更加明确了：院士应该更加注重“名”与“利”——重“学术”之“名誉”，重“国家”之“利益”。此次两院章程修订，最显著的变化，是“收窄”了院士候选人提名的渠道，增设了全体院士投票表决的“终选”机制。前者，无形中提高了院士推荐的权重，降低了因“平衡”各方利益导致候选人鱼龙混杂的概率；后者，不仅增加了各交叉学科领域的院士对候选人的多重学术考量，而且增加了对候选人成就的科学伦理的全方位审视，有望让“烟草院士”事件不再重演。当然，这些能否落到实处，不仅有赖全体院士的自律，还必须有具体实施细则的支撑。

　　必须看到，两院章程的修订，并不能完全斩断“私利”向“院士”的攀附。杜绝其间千丝万缕的纠缠，关键在铲除“私利”在科研体制中滋生的土壤。在科研项目的课题申请、预审评估、科研立项、经费拨付、研究推进、评审验收、推广应用的全流程中，不以审批者的个人好恶“私言废立”，也不以承担者的名气大小“生杀予夺”，而是坚持把“科学价值”作为唯一衡量标尺，这样的科研体制才能屏蔽利益的交换，给青年新锐以机会，给科技创新以希望。

　　两院章程的修订，为院士制度的改革开了一个好头。而院士制度的改革，应该仅仅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