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识之士呼吁已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院士制度改革，终于迈出关键一步：6月11日下午，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案，对院士的提名渠道和退出方式作出重大调整。

　　在提名方面，修订后的《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只保留院士直接提名和学术团体推荐两种渠道，废除了饱受诟病的单位提名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名：在退出方面，则在原来“自我请辞”的基础上增加了“劝退”规定：当院士的个人行为违反科学道德或品行不端，严重影响院士群体和工程院声誉时，劝其放弃院士称号。

　　据悉，《中国科学院章程》也将在今天做出类似的修订。

　　可别小看了这一“减”、一“增”。如果这两项改革举措执行得力，将对完善院士制度、净化院士群体、重振院士声誉产生较大影响。

　　众所周知，院士增选实行的均是推荐制，获得提名是新院士“登堂入室”的第一步，提名渠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之前，除了院士直接提名和学术团体推荐，相当一部分院士候选人是由高校、院所、部门等单位和各省（区、市）推荐的。相对而言，在院士直接提名和学术团体推荐中，学术水准所占的权重较大、行政主导下的暗箱操作空间有限。由于院士的光环效应巨大、在学术上位高权重，一旦交由单位推荐或各省（区、市）推荐，其推荐动机就很难单纯。而一旦动机不纯，以单位名义和组织形式开展的候选人推荐就很容易偏离学术轨道；经此渠道的候选人一旦进入第二轮选举、成为有效候选人，其所在单位或省（区、市）就很难做到“顺其自然”。在近些年的院士增选中，不择手段的成果包装、五花八门的拉票助选甚至贿选，在很大程度上就源自提名渠道太杂、候选人“进口”太松。

　　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太松和选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暗箱操作，院士群体混入个别害群之马也属正常；在当前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极少数候选人成为院士后自我膨胀、胡乱作为也难以杜绝。这样一来，合理的退出机制就必不可少。而长期以来，“自我请辞”的退出机制形同虚设，当上院士就如同进了保险箱，只要不犯“天大的事”，院士帽子就可以一直戴下去。被多位院士联名举报的那位“XX院士”之所以能当“老赖”，就因为没有“劝退”这把“尚方宝剑”。

　　如果今后两院能说到做到，把好入口关、用好“劝退”剑，相信会对院士回归学术和荣誉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当然，必须看到，这次改革只是迈出了院士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规范兼职和待遇、实行退休机制”，还有待相关职能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以及院士所在单位的携手联动。至于“优化学科布局和年龄结构“、“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就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两院出台更细致、可操作的规则，并认真落实、长期努力。

　　此外，要想让院士回归本位、使院士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有关部门的改革举措，还离不开社会公众破除“院士崇拜”甚至“院士迷信”。长期以来，许多人把“最高学术称号”等同于“最高学术水平”，误认为院士就是“最高学术水平”的化身，从而尊奉有加、盲目崇拜。在任何领域，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没有谁能“勇立潮头”；在日新月异、进步迅疾的科学技术领域，就更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评选院士靠的是科学家过去的学术贡献，我国多数科学家当选院士时已经年过半百、过了创新的黄金期，能梅开二度、更上层楼的实属凤毛麟角。要知道，院士不同于中医，前者靠的是创新，越老越不灵光；后者靠的是经验，越老本事越大。如果广大公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任“院士崇拜”、“院士迷信”盛行，无论院士制度怎样改革，其效果恐怕都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