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次矛盾必然导致深化改革

　　所有改革都是源于矛盾，要解决问题必须改革。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解决了一些浮出水面的问题，现在面临的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必须深化改革。当前科技体制的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个“不相称”。

　　第一个矛盾是我国的科技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称。

　　中国经济发展全球瞩目，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还期待着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建国30年左右应该出现一批问鼎诺贝尔奖的成果，但是眼下看，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造成这种结果，是需要考虑深层次的问题。我国科技正处于赶超世界水平阶段，但急功近利的事做得太多，而在自然科学领域缺乏重大突破，说明原始创新能力不强。

　　此外，中国对人类科学事业的贡献不够，无论是人口总量、土地面积，还是经济规模，中国理应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但是近百年来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科学发现或重要技术发明，几乎与国人无缘。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手机、光纤等发明使人类文明进程发生重大改变，但我们只是一味地跟踪、学习、模仿。我们的老祖宗很伟大，四大发明改变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国古代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建筑、陶瓷、丝绸三大技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但是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怎么了？

　　第二个矛盾是科技投入与成果产出不相称。

　　2006年至2012年间，国家7年R&D经费达到2.42万亿，特别是2012年，超过1万亿，占GDP总量的1.98%。2006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的科技经费已达到1.21万亿，占了中央财政的11.99 %，仅2012年，中央财政就投了5600亿，应该说从国家财政里拿出这么多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但是科技投入和成果产出不对称，成了一个当前科技界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围绕着科技经费表现出几个主要问题。一、科研经费是唐僧肉，谁都想咬一口。绝大多数部委都巧设名目，这个“计划”，那个“工程”，从中央财政拿钱，然后下达课题，绝大多数项目是在本系统内近亲繁殖。国家科技部作为主管部门掌握的国家科技经费不过20%左右。而科研人员想尽一切办法争取科研经费，学术带头人忙着跑经费、拉关系、满天飞，实验室里根本坐不住。争取到经费就层层分包，由学生们干活，成果最后汇集到“老板”名下。这种模式下，教授变成了老板，课题组长变成了“包工头”，必然导致学术浮躁。

　　二、剽窃造假，学术不端。科技成果抄袭、剽窃已不是偶然现象，学历造假、学术造假、成果造假已不新鲜。特别是伪造实验数据，按自己需要随意取舍调查资料，甚至篡改。这些现象体现了中国科技界的浮躁，归根结底都是“钱”惹的祸。

　　三、乱花科研经费。过去没有钱，但很多科技成果都作出来了，今天科研经费充足了，反而作不出大成果来了。从过去“没有钱”到今天“不差钱”，引发了深层次的科技腐败问题。

　　科技投入的机制问题，主要表现是重复立项、多头拿钱，但又急功近利，突击花钱。各个管理部门都需要出政绩，统计上出了很多创新成果，实际上只是一个，只是多部门重复统计而已。

　　第三个矛盾是科技成果数量和质量不相称。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中国科研人员全世界稳居第一，是人力众多，但贡献不大。科技人力资源达到320万人年，人头费非常高，但人均科研成果产出率不高。

　　二、论文数量巨大，但质量堪忧。我国论文的发表数量连续4年排在全世界第二位。文章发得很多，但创新性的论文、高质量的论文、被国外引用率高的论文，特别是在一个领域内有影响的重要的论文很少。

　　三、专利数量不小，但核心专利不多。我国专利总量也是世界第二，但是重要的技术发明不多，多是一些小改小革，小打小闹。缺乏权威性、核心技术、突破性技术的重要专利。

　　四、科研成果模仿多、原创少。我们的模仿能力、跟踪能力，甚至是造假技术很强，国际市场刚出来的新产品，不出几天，中国市场就出现了“水货”和“山寨版”，而且有些造假足以乱真。

　　综上所述，这三个矛盾都涉及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亟须破除的科技体制机制障碍

　　当前，科技领域亟须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管理体制、治学体制、评价机制和转化机制。

　　（一）管理体制障碍

　　1.科技管理的官本位

　　用“官本位”的思想和方法来管理科技是当前最突出的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大政府、强政府，政府管得过多过细。甚至一个三级“子专题”的中期检查会议，中央部门的官员都亲临“指导”。总体上科技工作没有按照科技规律进行管理，而是政府行政化管理。而且不少地方科技立项不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由领导决定科研项目优劣，政府办公会决定科研课题，市长拍板科技成果好坏，造成政府管理过多过滥。

　　第二是政出多门、名出多门、钱出多门、牌出多门。政府各个部门都制定政策、设立名目来管理科技经费，动辄“某某工程”，各种名堂多如牛毛，有时一个实验室门口挂着来自国家部委、省、市和行业主管部门的30多个牌子，都是一个团队，干的只是一件事，但是频繁接受各个方面的“检查指导”，频繁应酬接待，当然也从各个方面重复拿钱。导致了科技经费分散、科技管理混乱、科技政绩观浮躁、科技责任不清。

　　第三是科技腐败。在科技项目申请环节中，存在着诸多的利益关系，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专门帮忙申请课题的“皮包公司”，造成了科技腐败现象频出。究其原因，是现行科技体制造成的典型的腐败产物，与长官意志、官本位思想和做法密切相关。

　　2.科研机构行政化

　　“科学需要自由的天空，技术来自强劲的需求”，科学研究应该按照科技规律运行，依靠合理的机制进行自然调节。科研机构本应是学术自由的殿堂，但是当前行政化管理色彩浓厚，科研单位负责人以行政级别对待，内部组织结构过于“官化”。因此，大学、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如何去行政化、去官化，取消行政级别，取消行政管理模式，是一个亟待改革的重要问题。

　　3.资源配置不合理

　　科技资源配置与市场脱节，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有的拿到很多财政经费，但作不出成绩来，有些单位埋头苦干，甚至作出了成绩都没有经费来源。往往是：政府倾心培植的项目，几年下来一事无成；而屡被冷落的项目反而成了气候。由于共享和开放不充分、有些领域“过热”，钱多得花不了，而冷门领域不受关注，穷得揭不开锅。原因是公益性领域政府作为不到位、市场行为领域政府干预太多。

　　（二）治学体制障碍

　　一个国家的治学体制，应该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但当前的学术环境堪忧，新颖的学术观点不能迸发，学术发展不能兼容并包，创新性的思想火花得不到支持，对科研失败几乎是“零”容忍。因此，使得中国的科技领域“有将无帅”。中国不乏“占山为王”的科技将才，本专业领域“唯我独尊”，项目经费我说了算，学术观点不能有悖于我。但缺少运筹帷幄，总揽全局，胸怀国家目标，心系学科发展的帅才。

　　1.院士治学

　　院士制度饱受垢病，尤其是“张曙光事件”把院士遴选制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院士本来无可厚非，整体说来，不论是学术水平，还是道德水准，确实是“精英”阶层。国家实行院士制度本来也无可厚非，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院士制度。就是国内，解放前夕昙花一现的中央研究院81院士，建国后1955年恢复学部委员制度，直到1980年较大规模的增选都没有负面舆论。

　　问题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先是有些政府领导为了标榜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幅度炒作院士，使“院士”称号迅速升值。有的地方甚至院士的车跑高速公路都不收费。其次是遴选机制确实存在问题，现行的院士遴选票决制，最后往往是：一票之差，天壤之别。其三是院士管理制度不尽合理，个别院士成了“资源通吃”的受益者。

　　2.权力治学

　　权力干扰学术是目前治学体制的突出问题。科技项目好坏取决于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的好恶，在一些地方，支持哪些项目、支持谁、课题怎么选、项目如何定都由政府办公会确定，实际上是市长决定。凡限项申报的重大项目，通常不是专家评审决定，而是市长拍板，市长决定应该报哪些项目，市长决定哪个企业科研水平高。技术创新成果不是靠市场检验，而是由市长检验。

　　3.利益治学

　　学问与金钱利益挂钩，专家与老板勾肩搭背已是普遍现象。无论是学术会、鉴定会或者各种与学术有关的活动都是“利益链条”，直接导致“钱能通神”。企业老板捆绑官员、捆绑院士、捆绑专家。钱能买通官员、钱能买通专家，企业老板干涉学术现象层出不穷，利益治学的直接结果就是金钱干扰学术，专家成为了企业的代言人。

　　4.关系治学

　　许多个人和单位为了拿到科研项目，都必须利用关系。立项需要关系、验收需要关系、鉴定需要关系、评奖需要关系。专家与官员之间需要“关系”，专家与专家之间更需要“关系”，专家与企业之间也是“关系”。同行业专家之间的关系网、人脉图都需要不时“活动活动”，而不是真正静下心来考虑怎么做科研。若想争取到项目、得到奖励，甚至学术界的一切头衔、荣誉，都离不开关系，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包工制”、“老板制”。

　　（三）评价机制障碍

　　创新能力怎么评价，科研水平如何考量，成果优劣怎么界定，一直对科技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也是目前亟待改革的重要方面。

　　1.成果鉴定

　　科技行政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开会或通讯形式对完成单位的成果报告给出“鉴定意见”，现在看来，基本上流于形式。每年鉴定出成千上万 “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结果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哪个领域也没真正“国际领先”。完成单位为了某种“需要”而提请“鉴定”，管理部门作为一种例行公事的工作而统计盖章，然后由完成单位找上几个“关系好”的专家走一下过场，给事先准备好的“鉴定意见”签个字，就算鉴定完成了。

　　2.经费数量

　　目前现状是对于科技项目评价的核心不在于项目要作出什么成果，而是能争取来多少资金，把争取项目经费作为创新能力的表现，认为能争取来经费就是创新能力强，就是科技水平高。而争取资金并不是靠学术思想新颖，是靠关系、人脉、利益，甚至靠大胆吹牛。绝大部分科研机构评价人才，都是看是否领衔重大项目，是否掌管着重大资金，以争取多少资金作为评价的最重要砝码。

　　3.论著数量

　　用论著数量来考核科研成绩是目前普遍的做法，比如要评教授，必须以任副教授以来发表了多少篇论文作为明确条件。授予学位也必须发表论文多少篇以上，以论文著作数量作为职称评定、学位评定，甚至考核优秀的前提条件，导致了科研人员忙于拼凑论文，甚至花钱买论文、花钱买出版，使得高校教师不安心教学，科技人员不潜心钻研。

　　4、科技奖励

　　虽然科技奖励饱受垢病，但却仍是目前最重要的评价机制。县级以上政府层层设奖，最高奖金额度动辄上百万，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报奖评奖上。每个地区获奖项目目录都一大本子，但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很少。各级政府和科技领域过度重视奖励，甚至把奖励作为申报院士最重要的考量条件，而忽视了奖励的获得过程，导致了一些企业“大老板”由于自身的权力，身披若干项“国家奖”的奖袍，其实根本不懂技术，本身根本不是专家，但却都申报院士。

　　（四）转化机制障碍

　　从1985年开始就着力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今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仍然是“两张皮”的问题。“产学研用”四方怎么有机结合，靠什么体制来维系结合。20多年来，转化机制问题还没有真正破题。由于缺少一个充满活力的转化机制，往往造成成果转化的“三同”现象，即开始同心协力、中间同床异梦、最后同室操戈。虽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制定了若干政策，但成效不大，说到底还是体制机制问题。

　　1.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模仿、剽窃等侵犯知识产权现象普遍存在，你辛辛苦苦10年的科研成果，我10天的时间就能仿造出来。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和惩罚机制，导致自主创新投入成本相对过高和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从而使真正的技术创新受到冲击，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2.没有建立起公正透明的利益分配机制

　　知识技术如何真正资本化，没有一个明确的模式或者法规来界定。针对技术成果价值评估问题，没有权威性的政策或部门给出答案，导致技术成果没有真正资本化，说到底是财政利益机制不够公正透明。

　　3.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当前，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成果转化激励奖励机制，以激励科研人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使从业人员把“转化新成果、发展新产业”变成毕生的事业，使其具有持续发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