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去产业化，摆脱市场化对教育的干扰

　　现代社会是专业化分工的时代，一个组织应注重加强核心竞争力，尽量少从事或不从事自己不擅长的业务。企业如此，大学更是如此。教书育人、选拔人才是学校的首要和根本任务。即使在发达国家，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也是由企业的研究机构而不是直接由大学来完成的。大学就是教育与科研中心，不应该成为资本运作中心和利润中心。

　　应该说，中国的大学教师尤其是教授们，现在的收入不低了，生活比较安定和舒适，超过了小康，不少人达到了富裕，比“文革”期间陈景润躲在小房间里搞“1+2”研究的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现在的教授们出了多少优秀成果呢？近几十年来，出了几位大师呢？现在，有些教授的钱袋子鼓鼓的，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除了挣钱还是挣钱，跑来跑去挣钱，飞来飞去挣钱；哗众取宠的“大报告”多得很，“出场费”高得很；写论文、写书也成了市场炒作，粗制滥造很多，精品很少。

　　现在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最大弊端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浮躁！除了浮躁还是浮躁。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陈景润式的人物？还有没有曹雪芹式的人物？关键是有没有他们耐得清贫，甘于寂寞，潜心做学问的精神。恐怕很少很少。如同“劣币驱逐良币”，“铜臭气”驱逐了书香气，铜臭气弥漫于教育界和学术界。

　　古人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到处凑热闹、赶时髦。为了把学问做好，不妨鼓励教授和博士们“好高骛远”，鼓励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鼓励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远离名利场，远离市井尘嚣，洗净市侩习气。

　　鼓励学习陈景润，当“书呆子”；鼓励学习马克思、曹雪芹，耐得清贫，甘于寂寞，潜心做学问；鼓励学习陈寅恪，特立独行，把学问做深做大。

　　建议不要过分炒作“大学生创业”。大学生首先是学习，不是创业。能够创业的大学生，少而又少。不能因为一个比尔·盖茨获得了成功，就认为千千万万大学生都能成功创业，都能成为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只是凤毛麟角，是可遇不可期的稀有人物。如果大学生能够普遍创业，还要研究生干什么？工程师、博士和教授们也都要下岗才是。大学生的第一要务是静下心来好好完成学业，为以后创业打下基础，而不是马上创业，立竿见影！

　　“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混淆了是非，偷换了概念。教育本来就是产业——第三产业，还需要什么“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一些做法其实是错误地在搞“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商品化”，这就改变教育是基础产业和公益事业的基本属性了。

　　教育去关系化，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大学应创造宽松的学术氛围。鼓励学术探索和学术争论。在爱国家、爱中华民族的前提下，追求不同的治学模式。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其重要因素就是在成长为大师的过程中，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潜心做学问，而不是熟谙人情世故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也就是人们往往认为大师不善交往、“脾气古怪”、甚至难于接近的原因。应该创造宽松、公正的氛围，避免学者们为上下左右的关系所困，不仅要尊重每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要善待每一个处于研究过程中的人。

　　大学应创造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不仅学习理工，还应学习人文；不仅了解现代，还应了解古代；不仅知道外国，更应知道中国。避免大学生和研究生成为“有知识，没文化”的人。

　　大学应该宽容对待失败。科学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成功与失败并存，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对于前沿性的探索，应该允许出现差错、允许失败。失败的教训也是有益的，可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重复跌倒。

　　建立科学的、公正的、多样化的考评机制，确立长远的学术目标

　　一所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校，是与它长期的文化沉淀、学术积累和人才济济分不开的。大学的水平是不可能通过短期、片面的指标考核就能够提升的。现在的一些考核指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发表论文只讲篇数、不讲水平。不要以数量代替质量，搞片面性的“数量化考核”，让填写各种各样的考核表格消耗教师的时间和精力。

　　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不要仅以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作为考评的主要依据。不能过分强调科研成果的转化尤其是快速转化。一方面，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促进产业提升和行业进步；另一方面，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过分强调成果转化，研究的深入性和探索性就无法得到保证，必然导致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陈景润的研究成果“1+2”至今还没有看到什么转化的迹象，但是，这项研究成果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重视，为中国赢得了声誉。如果中国多一些陈景润式的学者，多一些“1+2”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当务之急，对评奖和科研项目申请，要建立严格的评审制度和程序，保证公平，决不能让搞关系者得利，才有可能为杰出人才涌现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