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这种看法不完全准确。劳动力成本低廉只是中国浅层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浅层比较优势的开发上，将会限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且大量出口廉价商品，也会遇到世界市场容量的限制和进口国的抵制。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看，中国应当努力开发深层比较优势。例如，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我国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尽力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借此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事实上，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在创新领域的技术力量并不弱。从数量上看，我国受过大专教育的技术人员人数已跃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劳动力素质也明显提高。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价值与增加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出口加工企业所拥有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正在弱化。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就难于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甚至无法生存，更无法保证为我国普通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我们也应当承认，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不可能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全面看齐。因此，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从事自主品牌营销是不现实的。但这不等于说，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只能沿着分销、代工、代为设计和自主品牌营销的链条一步一步地爬行。在这方面，台湾IT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记者：选定几个领域重点培育，以实现科技经济跨越式发展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发展战略。今年年初，我国政府圈定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希望通过培育产业抢占未来世界经济技术竞争制高点，促进可持续发展。您认为此举对于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何在？

　　吴敬琏：从我国的一般情况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使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二是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简单加工制造业向“服务化”的制造业提升，即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进入价值链的高端；三是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在这三项工作中，前面两项是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大力推进。在切实推进这些工作的过程中，经市场竞争引导和政府适时推动，就会涌现出一些新兴产业集群。对于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的中国来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能全面开花，必须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确定重点。国家判断和选定新兴产业集群的主要标准是：产业链条较长、产业规模较大、原有发展基础较好，特别是产业已经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技术突破，而且我国企业有条件掌握这些新技术。如果政府、企业界、学界以及社会其他各界共同努力且方法正确，培养一批新兴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完全可能的。

　　记者： 要在培育新产业的过程中真正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吴敬琏：这要求政府更加重视具有创新性质的经济活动，而不是简单地把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等同于上马或引进新项目。因此我建议相关部门进行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考察世界技术发展趋势和产业发展态势，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定若干产业重点发展：制定该产业的发展纲要和行动计划，推动计划的实施，并跟踪监测、评估各项任务的执行情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台湾地区在发展所谓的“新兴策略性产业”时，通常要制定该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这种行动计划建立在对世界技术前沿、本地发展优势和对障碍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它们不但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具体措施，一直落实到执行机构，还规定了任务完成时间进度，即所谓“将愿景落实为任务，将任务落实为行动”。现在我们的政府机构往往分兵把口，各自建立由自己掌控的基金，制定自己的政策，缺乏综合规划和有效协调。例如，一级政府有多个部门负责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工信部负责新兴产业的开发，发改委负责原有产业提升等等。而实际上，这两方面任务往往不可分离，而且要通过同一个市场来实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需推进政府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