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教育，少一些干预，多一些敬畏

　　英国牛津大学在稳定时期办好教育的例子让朱清时记忆犹新。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的一个郡，有名女生高中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能顺利进入牛津。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

　　于是，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副首相前去求情，仍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最终，以英国政府不光彩地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而收场。“这就是稳定时期办好一流大学的精神，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干预。”朱清时说。

　　西南联大也是拒绝行政干预的典范。朱清时举例说，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作风强硬，训令西南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特定的应试教材与统一考试的规定。西南联大随即召开教务会议，认为教育部不能训令学校，拒绝按照教育部的指令行事。

　　在朱清时看来，1952年的院系调整，一直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60年。“那种用行政权力干涉教学事务的做法，实际上使中国高校随后几十年里元气大伤。”朱清时表示，“我们寻找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症结时，不能回避1952年的院系调整。”

　　1952年正是中国全盘学习苏联的时候，于是肢解了中国当时的教育体系。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与计划经济相联系，能够大量产出人才，但是存在不少问题，致命的缺陷就是不符合人成长的规律，忽略人的个性和天赋，“这种教育没有生命力”。

　　直到1998年，国家进行新一轮高水平大学的创建，大家深感“专才”教育的弊病，对策就是进行教育模式改革，专科学校相互合并，于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大学合并风。“其背后的思想就是否定‘专才’教育，重拾‘通才’教育。”朱清时说。

　　总结院系调整的教训，朱清时认为，全社会对教育不光要爱护，更要敬畏。“教育是比任何人的思想更基础的东西，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看待教育就应该像看待母亲一样。”朱清时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