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11人是1951年前(包括1951年)大学毕业的。战乱年代大师辈出，为何随后处于和平时代的60年，反而成为了不出大师的年代？

　　现在的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不断增多，如何能够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级的杰出人才？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在新民教育讲坛以《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为题展开讲座，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反思。

　　教育的症结是管理体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时代。“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是民国时期的800倍。”朱清时说，“高教规模越来越大，意味着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教育是按比例发展的，那么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也应该越来越多。”

　　实际情况如何呢？“现在的情况很尴尬。”朱清时分析说，“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比例来说，我们现在国内应该培养出几千个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正如钱学森所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在钱学森看来，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此，朱清时感触颇深。他举例说，我国从2000年开始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现代科技界的大师级人物。据统计，自2000年至今，共有14人获奖，其中11人是1951年前(包括1951年)大学毕业的，另外3人是1953年～1958年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状态对我国的教育来说是很尴尬的。”朱清时说。

　　民国时期，社会动乱、内战、各派势力斗争，为什么还能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师？为什么随后处于和平时代的60年反而变成了没有大师的时代？

　　朱清时认为，民国时期各阶层对教育的干预很少，大学能够按照教育的规律，走自身发展之路，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去发展。相比之下，过去的60年，教育管理体制没有理清头绪，教育成了各级领导任意揉搓的面团，失去了生命力；一味扩大规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却没人考虑。“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发展好。在稳定时期教育同样可以发展好，关键在于怎么管理。”朱清时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