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现任职于《生活》杂志。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他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章中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充满忧患意识，如果你厌烦了每天阅读报纸看到形势一片大好的陈词滥调，那么许知远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给你浇冷水的那个人。

　　此外，他还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祖国的陌生人》。　

　　我内心充满不安。现在获得的，和我期待的还是差距太大。我期待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几代人的作品，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记者 高任飞 发自北京

　　2006年9月27日，许知远三张了。同事们一起到北京西海的饭馆吃饭庆祝，让他发言，他发表了一番演讲，关键词都是“ 国家精神”、“知识分子”、“思维”……他严肃地说，大家默默地听，生日聚会的气氛有点飘忽。

　　幸亏吃饭的人大部分都跟他相识多年，不会吃惊也不会因此而多有感触，所以接下来PARTY才能回到PARTY 的模样，大家吃喝哄笑无厘头，只是热闹间，主角有点游离。不过没关系，反正他的日常状态“也不是特别高兴的一个人”。几小时后，他回到家中，把那篇即兴演讲整理成文，凌晨时分发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在这篇名为《地下室与阁楼》的文章中，他写道：

　　昨日三十岁。过去的十年中，我变成了一个准知识分子，形成了朦胧的思维方式，未来十年呢，每一个创作者都会迎来自己的黄金十年，我的也要开始了吧。漫游时代结束了，我的学习时代真正到来了。

　　漫游时代

　　许知远的漫游时代，从16岁时开始酝酿。在那之前，他是一个“虽然家里不富裕，但有充分的零花钱，所以没有特别强的不安全感，也没过过苦日子”的孩子，钱都被他买了书，和父亲的放在一起。

　　16岁时，他遭遇李敖27岁时的名作《十三年和十三个月》，“从小立志要当钱学森陈景润式的基础科学科学家” 的人生理想第一次受到冲击。

　　但90年代初，理科生已然高出文科生一等，优秀学生许知远又怎么会去读历史、中文、社会学，他自然是要读理科的，“所有的中国年轻人，在高中时都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只有学习比较差的才读文科。”那个时候，他身上便浮现出今天经常被人攻击的“精英”气质。

　　“精英”在1995年高考时如愿进入北大，却并没能考上第一志愿经济学，而被挤到了第三志愿微电子。大二时，他试图转系学习经济未果，加上“微电子非常难”，此外17天的军训生涯，又“彻底断绝了要加入军队的念头”。

　　厌学似乎不可避免了。这是多么好的实践一把李敖式生活的机会啊，他告诉老爸，自己“想过一种自在的生活”，擅自作主休学一年。许父大怒但无能为力，于是小许痛快了一年。后来竟蓄起了长发，许父再次对他如此“不正经”而勃然，但仰望1米85的儿子，要使劲也有点力不从心。长发留到了现在。

　　那一年他看书写作，“老想写政论体的东西，喜欢气势磅礴，但经常都没什么逻辑关系。”虽然他说自己现在已经不追求政论体，但在关注他的人的记忆中，许氏文风形式大于内容的说法很有市场，现在他承认，“思维的系统训练还有待加强 ”。

　　不管怎样，那种气势磅礴的北大才子风让他成为高校偶像圈的红人，名声在外，有女生千里迢迢坐火车来一睹风采。但这不影响这狂傲的人时不时做自我检讨，“我内心会有不好的习惯，觉得‘为钱操心是可耻的事情’，对金钱的态度不端正。”

　　不管受到的是追捧还是棒喝，他都说自己游离在主流之外，就像当初在学校里也不参加社团一样。旁观者的身份让他享受，一个人呆着让他自在，思考大问题到忘我的地步让他幸福，至于参加诗社之类的事情，“那是中文系学生干的”。

　　“倒不是说我就比中文系的学生有多成功，或者多了不起。中国大学的训练基本上是错的，我没有在错误训练里面，就已经躲过了一劫。”不过，他也自省，“主要是历史与传记影响了我的思维，我缺乏文学上的想象力和对细节的把握能力，过度迷恋于轰动的历史叙述。”

　　后来，见识了社会的许知远决定“和社会做点妥协，还是要拿个文凭”，便回到学校完成学业，他说，“哪儿有那么洒脱！大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会去宝洁、IBM上班呢。”努力成为小白领是那时候的风气。

　　但，24岁毕业时，许知远“发现内心里还是想影响别人的思想，成了习惯，所以最终选择了媒体”。他去一个网站当了一个“总监”，不久，便跳槽到某经济类大报任“主笔”，四年后，因为理念不合而辞职，去一家新杂志当“联合出版人 ”。

　　精英化有什么不对吗？

　　在告别“气势磅礴的政论体”后，许知远的文字依然有很强的许氏印记，总是充满引自外国媒体的名称和段落，以及各种冗长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别人批评他的把柄。

　　他无奈：“怎么解释呢？那是因为这些人太慢了。第一，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是在装，我就是在看这个书啊。你跟朋友喝酒可以说出来，我看这个书就不能说出来？第二，我现在也很少这么写了，那是以前的事情。我个人的变化是很快的，每过一年、半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2002年3月，许知远首次出国，目的地是美国。在一个月里，他从东海岸转到西海岸，采访了20个人，似乎实现了他年少时从《流放者的归来》中所了解的那种文学流浪生涯。他说，“那次旅行对我影响很大，坚定了自己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

　　5年前，去经济报纸谈新工作的时候，他一进领导办公室便把脚跷在办公桌上。5年后，他已经学会了为工作而妥协，忍受了现在所供职的杂志高达50元的定价。

　　外界提到这本杂志，经常使用的定语是“一本定价50元的杂志”，他无所谓。

　　“我本来就很‘精英化’，精英化有什么不对吗？我又不想成为易中天，我只要对我认可的、他也认可我的人讲话就好了。别人怎么评价，是他的自由，跟我没关系。”

　　许知远觉得自己很幸运，在知识分子被极度边缘化的今天，自己的声音还能被一部分人听见。

　　“人的命运是由种种偶然构成的，情境换了，可能一切都变了。我要在五四时期，可能最期望成为胡适吧。但更有可能是一名藉藉无名的文艺青年。要成长在父辈的年代，根据我口无遮拦的毛病，已经生活在监狱里吧。”

　　开始喝绿茶的许知远说他现在的日常读物还是《纽约书评》之类，但他已经决定要更多把目光投向国内。

　　“我从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变成了一心要了解真实的中国。越来越确信，自己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希望自己“能成为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知识分子”，“出去，多读书、思考、旅行、写杰出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