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争论焦点：

　　规范详尽，可操作性有多少？

　　尽管规范详尽，但北京市丰台二中副校长陈维贤却认为，意见的实施效果堪忧，“师德本身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指标体系可以衡量。谁师德高尚、谁师德低下很难简单评判。而如果解决不好由谁评价、如何评价的问题，很容易出现教育观念的异化。单纯交给教育部门评价，会不会变成走过场？交给学生和家长评价，会不会说重说轻都不行，重了家长不领情，轻了达不到教育效果。”在他身边，对意见落地“持悲观预测的并不是少数”。

　　在很多人看来，解决师德滑坡问题，板子不能只打在教师身上。

　　“社会的浮躁风气对教师的影响太大了。”暑假回老家的经历让陈维贤感慨至今，“原来的同事都在家里偷偷办班，一个假期轻轻松松赚十几万。看到我们这种兢兢业业教书、拿死工资的人反而有些诧异，觉得我们才是另类。”

　　“除了极个别恶性事件外，‘红线’划定的违反师德现象确实不少。”山西省临汾一中教师张玲告诉记者，“有偿补课、节假日收礼还是挺普遍的。拿外出补课来说，学校升学率高了、老师赚了钱、学生提了分，‘皆大欢喜’。这是一根‘红线’堵得住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