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他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车企拿不到外企的核心科技，却又不愿脚踏实地做技术，合资后如果赚了钱，本该自己研发的也不再费脑筋了。他说，“对整个企业的领导层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挖掘市场，能挣多少钱，年终报表的数字好看不好看，而不是别的。”

　　当然，企业的“惰性”还在于，“不敢冒风险，升级压力太大”。

　　在今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业大赛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就将其形象地称为“中国的企业犯了‘仿制病’”。他解释说，“就是自己不敢创新，老是去仿制”，比如，“我们国家重大的装备，包括电气工业装备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比较多的部分还是处于加工和仿制阶段”。

　　他也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这一问题，比如，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的确存在一定风险。

　　“有些企业觉得，自己承担行业技术更新换代的风险，压力太大，毕竟企业更多的是选择有短期经济效益的项目。”顾国彪说。

　　而对于一批机制创新、运行灵活的民营企业，尽管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新的亮点，但这中间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小，且多半尚未能掌握先进核心技术，创新成果少，还不能与外国大公司抗衡。

　　此外，对这些极富创新潜力的小公司来说，在薪酬上拼不过国企和外企，在待遇上又比不上传统的科研院所，这也成了他们创新力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参事、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石定寰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书中的一份数据显示，21世纪前后，我国的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机关，分布在企业的仅占27%，而日本占64.8%，美国占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