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前段时间，一位在教育领域执教多年的教师提出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观点，随即引发了大量的讨论，高考加分与权势金钱的高相关、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的逐年下降、大学毕业生“拼爹式”的就业等社会现象也被裹挟在其中，被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共同解构“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星”的合法性。这种解构短时间内就“印证”了多个群体的社会生活感受，很快就得到了公平维度上的归因，并继而引发对社会公平这一价值追求的深度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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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贵子？这是对“寒门”与“贵子”关系进行理性讨论的基本前提。有观点说“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的逐年下降”，在此，“贵”很明确地被界定为进入重点大学，那么在高考分数仍是高校录取基本依据的现实中，“寒门出贵子”可以理解为：出生寒门（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高考成绩更好。这个结论对吗？可能它适用于一部分个案学生。但从群体的统计来看，结果可能恰恰相反。国内外很多关于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与学业成就的研究，都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家庭收入越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也越高。这样来看：“寒门难出贵子”恰恰是符合大量教育学研究的结论。其实，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如今，反映学生学业成就的高考成绩，已经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带来的“结果”了，校外的补习、家教等影响高考成绩的效果日益明显。而这些额外的教育消费是排外的，排外的基本标准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外，一些家庭自愿购买盈利性的教育服务，并且由此提高了孩子的受教育水平，在高考中体现出了一定的优势，这恐怕没有可批判之处吧。

　　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观点把“贵”界定为“找到有户口和编制、待遇好、稳定、体面”的工作。这样理解“贵”的话，那么，寒门能不能出贵子就更加复杂了。毕竟，能否找到“好工作”取决的因素更多、更复杂。近年来，一些外在的因素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比较重要，但还没有到了完全起决定作用的时候。出生寒门的学生，如果综合素质足够优秀的话，成为上述所界定的“贵子”，可能性要大得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就业难，“贵”不起来，更多的反映了人才供需矛盾等结构性的问题，这与我国近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战略有关，并不见得与“寒门”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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