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为学术而学术

　　科研是大学的功能之一。教授对此容易理解。但即使是学生，也要将学习看成是在研究问题，更何况他们有时的确会帮助老师做科研，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更是在做研究了。探寻知识、探讨真理这个大学的理念，是教授和学生共同的价值观，是他们之所以在大学碰面的主要理由之一。

　　不少学生上大学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拿到一张文凭，于是在学习过程中或者在发表的文章中抄袭、作弊。抄袭、作弊的教授也不乏其人。这自然达不到研究知识、创新知识、探索真理的目的。

　　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做什么？

　　首先，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科学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打破沙锅问到底”、“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当然我们无权要求教授和学生为了钻研学术而废寝忘食，甚至像陈景润那样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正如我们无权要求学生去为了救国去牺牲自己一样。但对学术的探讨、对真理的追求，的确需要一种执着。

　　再者，科学研究也要求教授和学生遵守科学研究的伦理和规范，包括不断创新，而不是抄袭别人；论文的写作和发表要遵守引述别人的规范、发表的规范等。如果教授和学生合写论文，应该注明各自的贡献，而不是让学生写论文，老师签名。否则便是不道德的行为。

　　在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尤其重要。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指出，“没有新的产品和服务领先投入市场，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多数新的产品和服务都是通过对科研成果进行应用而产生出来的”。这也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俗话说，ideas　have　power，人的观念是有力量的，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并让自己的观念形成生产力、产品，成为政府的决策。大学则是提高创新竞争力的引擎，如没能创新观念，有价值的新观念没能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决策，那就是大学的失职，是教授和学生共同的责任。

　　创新观念，参加行动

　　当然，研究本身就是在服务社会，研究的结果会变为生产力，会变为社会进步的理论基础，会转化为国家政策，从而提升千千万万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纯学术研究（比如在SSCI上面发表的文章）和政府的决策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从研究到直接影响社会变革，必须经过一个转化过程。比如科学家的研究需要转化为专利，再由厂家生产出来，才能造福人民。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或思想，则要转化为老百姓、官员们能看得懂的文章，发表在公共媒体上，才能对政治、社会的变革有所影响。教授们在社会失范时要出来说话，这也是一种必需的服务。

　　在美国比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service learning，边服务边学习，也是一种服务的方法。比如某门课的教学计划，包括在某个NGO每周定期服务一定时间，把本课所教的内容和学生的服务联系起来。通过服务，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教的内容，也可以更好学习如何服务。

　　另外一种服务是社会运动。比如，在香港成立于2005年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r），就是一个由教授和学生组成的非营利组织。他们监察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在内地的工厂是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有违法行为，如工资过低、工时过长、招聘童工、污染环境等。他们不定期地发表调查报告，引起内地工会和政府的关注，促使他们督促企业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

　　通过社会运动，教授和学生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不少学校的社团也在做一些服务工作，比如支工、支农、支教等等。2010年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之后，不少大学教师呼吁国家正视对农民工的待遇不公等等问题。但他们没有形成社团。多数已经形成的社团的服务意识还需要加强。

　　其实内地不少社团的自主性还是问题。一位退学的大学生小吴讲：

　　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

　　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什么作用，更没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其实在教授和学生的组织方面，除了香港的经验之外，还有台湾的经验。台湾的不少社会学家都积极地组织并加入了社会组织，比如瞿海源教授的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张笠云教授的医疗改革基金会，顾忠华教授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范云教授的妇女新知基金会等。

　　台湾的经验也再次提出大学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些社会学教授（包括前面提到的内地教授），是组织起来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服务。但大学在提供公平教育机会上是否在为弱势群体，尤其是为农民群体服务，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把促进公平看作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效果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总之，即使是在高压、市场经济、恶性资本主义的大社会环境中，教学、研究和服务也都有很多空间。与其抱怨环境，教授抱怨学生，学生抱怨老师，不如看清自己的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自己可做的事。

　　学校可以设立校董会，由党委书记任校董会主席。大学则由校长独立管理。如果二者分工明确，校董会除了保证掌握学校前进的总体方向、为学校提供发展资金、遴选校长、批准学校主要管理者的任命等权责外，不干涉大学校长的独立工作，那么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理念或能实现，中国的高教就大有希望。

　　（郝志东：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邮箱：zdhao＠umac.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