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有良心的教授不可以曲学阿世。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可以不说话，但不可说假话。

　　如没能创新观念，有价值的新观念没能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决策，那就是大学的失职。

　　教授们在社会失范时要出来说话，这也是一种必需的服务。

　　通过社会运动，教授和学生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

　　当前，大学的功能已发生很多问题，教授和学生可以做什么？我还是从教学、科研和服务三个主要功能的角度、从大学理念的角度来讨论。

　　何谓理想的教授与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教授和学生的责任是什么？理想的教授、理想的学生是什么样？

　　如果大学的理念是培养全人，理想的导师就应是全人。他或她要有品性、学术良心、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人文关怀、公民意识、对文化和社会有广阔的理解力。

　　在改革前的30年，不少知识分子曲学阿世。1958年的大跃进中，有著名科学家就撰文做科学论证，说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因为某试验田蔬菜亩产已经达到160万斤。如果这位科学家真相信光能可以换算成农产品，亩产可以达到如此高的数字，他的科学可能有些问题。如果他是为了配合当时那种空想共产主义，迎合全国大跃进的政治形势，这就是一个曲学阿世的典型代表。

　　理想的教授应该是有品性、有独立思想和精神、有学术良心和公民意识的人，不会去误导别人。有良心的教授不可以曲学阿世。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可以不说话，但不可说假话。

　　理想的教授是学生灵魂的导游。在课堂上，她或他能够赋予公式和数据以意义，能够帮助学生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逻辑。这些也必须建立在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之上，建立在对文化和社会的广阔理解之上，否则无法传道、授业、解惑。

　　除此之外，理想的教授还要知道如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如韦伯所言：

　　一位能够给学生以启发的老师，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教他的学生看到那些对于自己的观点来讲是“不方便的”的事实。我这里指的是他们的党派观点。对于每一个政党的每一种观点来说，总有些极其不方便的事实会证明这些观点的不完善或不正确，这对我对你都一样。我相信如果一个老师能够迫使他的学生经常意识到这些事实的存在，那他完成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教学任务。我用“道德成就”这个词语来描述还远远不够，尽管对这个不言而喻的事情来说，这个词已经显得过于宏大。

　　能够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教授，才有品行，有专业精神，有公民意识。他会将不同的观点、看问题的不同角度，都告诉学生，让学生去判断。不加批判地将片面的观点灌输给学生，剥夺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是不道德的。

　　一个理想教授的教材是不断更新的，其教学方法是活泼的，和学生在课堂上有互动，学生有足够的机会问老师问题。他或她在课下也是教授，会和学生交流、探讨，给学生以指导，而不是拒学生于千里之外，不回电邮，不理不睬，让学生遍寻不着。老师和学生，亦师亦友。

　　理想的学生呢？具体说来，学生对老师课上讲的、书上看到的东西并不是无条件接受，要批判思考，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质疑，不会仅仅满足于课上所教，去广泛涉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知识，培养自己对文化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

　　一个理想的学生要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关系。如果他对老师的教学有看法，应该直接以学习的态度和老师探讨如何让自己学得更好，而不是在学生鉴定里匿名骂老师，或匿名将老师告到学校。这是不正常的师生关系，对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相长没好处。

　　他不可以对社会不公无动于衷，对普通老百姓的苦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关心时事，积极参与社团活动，为提高自己社区的生活水准、提高自己的国家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准，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在主张教授治校的同时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建立自己的社团，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的新潮社，许德珩等人的国民社，还有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五四运动就是两个学生社团发动起来的。

　　蔡元培不主张学生上街游行。五四学生上街他也劝阻了。但他又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所以在学生上街、有学生被捕之后又全力营救他们。被捕学生被释放后，他辞职以承担责任。

　　蔡元培认为学生不应为救国牺牲自己，也认为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怀，“人溺己溺”、“先忧后乐”的高尚情操的确值得礼赞与钦佩。但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每个学生都这样做。

　　教师应该让学生在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基础上来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无论他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会尊重。或许这才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关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