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专业必修课不宜定得太早太多

　　内地高校中经济类专业，一般都是新生入学就确定专业（大学院系现在越分越细，专业等价于2级或3级学科。转专业被设定在大一结束时，且被控制在极小比例，比如5％－10％。理由是进校时各专业录取分数不同，或是防止各学院太不均衡），但各专业在现有体制下都必然自我扩张，规定过多的专业必修课程，限制学生在经济不同领域的发展要求，更不用说跨专业、跨一级学科了。

　　学校、院系在基础课及专业课方面设置过多的必修科目，自然压缩了学生的选修课，压制了学生对教师的选择权（也减弱了教师间的竞争），学生变成了上课的工具。学生将大量精力花费在必修课上，就没有充足时间考虑自己真正偏好的领域。

　　海外高校普遍前两年通识教育、第三年分专业，但也有高比例选修课。上世纪30－40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是如此，没有全国统一的必修课（虽然有特殊原因，但歪打正着），甚至没有全校的统一必修，各学院教授有充分的课程确定权，没有统一教材，没有标准答案。

　　现在有些高校也在采取类似举措，比如全校通选课、大类通选课，但其学分数在总体学分中的所占比例，仍太低，以至可忽略不计。

　　课程设置比例是个战略问题，选修课比重太低，必然让学生输在起跑线上。备受争议的教育部本科评估，指标很多，如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学风、教学效果等7个一级指标和一个特色项目，一级指标下又设19项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下又选取44个关键因素作为观测点或三级指标，偏偏没有选修课比重这一关键要素。

　　民主治校才有学术自由

　　选修课的比重须在60％以上，除了世界一流大学实际如此，另一个巧合是：考试中的百分制、五分制都是以60分或3分作为合格标准，而数学中的黄金分割线更是0.618，基本相当于60％。

　　这是不同领域、不同现象背后的共性点、规律素。60％意味着必须给学生、给教师充分的选择权，标志真大学必须是自由的学术共同体，这既是学生作为社会公民、教育需求者、学费缴纳者、个性差异者、学校管理参与者、未来社会建设者的应有民主权利，也是教师作为社会公民、教育供给者、学术决定者、个性差异者、学校管理参与者的应有民主权利。

　　一所大学，如果50％－60％以上的课程皆为必选或准必修，并且很多还必须是指定答案，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师竞课，这还是自由的学术共同体吗？“校”是什么？左边是木，右边是交。这样的组合是说：“校”是在一个有木的地方交流。交流包括三种：学生之间的交流，老师之间的交流，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前两种交流是横向的，最后一种交流是纵向的。把学校理解为传道授业解惑，至多解释了学校1／3的功能。考虑到更多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单向交流（灌输），甚至都是必修课式强制交流（灌输），则连1／3都不够。

　　真正的大学，一定不是用必修课来“管制”学生，而是主要依靠自由的选修课来“引导”学生，是不同教师、学生有不同的发展路径。真正的大学，一定不是考试的工具，没有统一的模式，不是以标准分数论英雄的地方。

　　大学应是教授治学，学生主权，但实际上文山会海，行政系统反仆为主。选修课比重过低，是大学缺乏民主管理、缺乏学习自由的关键标志。

　　选修课比重提高后，一所大学开设5000门课、1万门课也很正常，教师的权利彰显，老师竞争充分，学生的食谱自然就丰富，小锅菜比比皆是，如此，学生怎能不强？中国怎能不强？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