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009年10月，科学巨匠钱学森平静地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并给所有中国人留下了一道耐人寻味的题目：“我们国家怎样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今天，钱先生已经逝世一周年了，我们在纪念他的功劳和品格的同时，也不妨再重新讨论一下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钱学森先生自己在晚年曾经提供了他的回答。他说，根据历史经验，也根据他本人的体会，就是我们的大学教育要实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科学与艺术是当今世界最能跨越国界、文化的界限而产生深广影响力的精神创造活动，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两者还有许多相似性。一个是思维规律上的相通，一个是精神气质的相通。科学与艺术应该而且能够结合起来。

　　现在有一种看法：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只能存在于达芬奇的时代、爱因斯坦的时代，今天的科研工作大多是集体攻关，就不需要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了。这个看法是片面的。正是由于强调集体智慧，对艺术素养的要求也就从个人化的天才、灵感转变到全民族的人文艺术素养，转变到整个社会的创新氛围。

　　好莱坞的电影雄霸天下，其最大的成功不在于视觉效果，而在于其人文的视野。美国的文化艺术界对“科技进步”所导致的政治的、社会的、生态的、文化的、心灵的后果进行着锲而不舍的批判和追问，不仅在艺术上大获成功，也有助于打破科学研究的思维定式，涵养了科学的创造活力。这是科学追求与艺术追问深层结合的范例。进而言之，一个民族的科学与艺术的创造能力强，其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创造能力也强，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就钱老本人的例子可以看出，对创造力的涵养来说，大学之“大”不在于占地面积多么大，经费的额度多么大，而在于学科交叉的潜能有多大，为“大跨度联想”提供的空间有多大。在西方，从古罗马的“七艺”教育到当今的常春藤大学，无不强调文理的贯通。然而，就学问的综合性而言，中国人的文化资源其实更加得天独厚。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道”、“理”，既是理论的，又是道德的，也是审美的。它们的统一最终落实在具有高度创造能力的整体人格当中，中国古人称为“格局”、“气象”。格局高的人，比如诸葛亮、岳飞，在古代被赞誉为“文武双全”，是“杰出人才”的典范。在今天，“文武双全”也许就是指那些懂科学的艺术家、懂艺术的科学家，还有既懂科学又懂艺术的政治家和战略思想家。不过，要培养这种人才却不能依靠设计一个培养方案、评价标准，因为创新是不可以被规划设计的，人的格局和气象只会被无休止的填表申报给消磨掉。

　　科学与艺术更深层的相通之处在于非功利的精神气质。非功利的意思，不是说科学家、艺术家不关心现实，也不是说科研成果和艺术作品没有社会效益，而是指精神创造活动本身即是其意义的来源，而不是作为谋取饭碗、名誉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说，“理性本身就提供一个目的因”，追求现象世界背后的普遍性和不变性是人的最深层的精神需要，是生活的最高目的。美学家叶朗先生曾指出：科学家对于世界的认识可以激发出一种“宇宙感”，即超乎理性限度的、对于宇宙无限整体的美的感受。在其中，人自发地会对生命、道德、信仰有一种尊崇，对天地自然有一种敬畏，对自己人生的意义有一种全新的把握。在这种状态下产生出的科研成果和艺术作品通常具有典范的价值。

　　当一个人的眼界被项目、经费包裹着的时候，可能会认为这都是迂腐之谈，但我们的社会却需要一些“迂腐”的人。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当今的中国大学在精神追求上的差距要远远大于设备、资金等物质条件上的差距，而且精神的差距在项目、评估、商业炒作的熏染下还会继续扩大。

　　“钱学森之问”提示我们思考：如何为自由的创造提供宽松的条件？如何把中国文化当中最有助于创新的潜能激发出来？简言之，就是如何“无为而治”，让那些乐于自主创造的人自由生长，而大学的使命则是替那些专注于仰望星空的人清除地面上的障碍。这是由“钱学森之问”而引出的一个现实的问题。

　　(孙焘：北京大学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