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许多高校天天讲办学质量，但谈质量的频度和提高质量的速度极不协调

　　教授一大拨，名师有几许

　　“最近，我们对云南某高校近3年中立项的研究项目进行了统计，发现该校教研项目数和科研项目数的比例是1∶3.26，教研项目的立项数目还不到科研项目立项数目的1／3。高校对教研不重视的现象实在堪忧。”在日前结束的政协云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徐正会、李丽芳两位委员的一份提案，再次将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提到了桌面上。

　　“教学质量是高等院校的生命线，随着全国各高校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育对象由精英变为大众，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高校的教学质量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了。”徐正会说。

　　“中国的大学都力图把大学办成研究型单位，这样才显得有水平上档次”

　　徐正会等委员在提案中指出，“各级教育部门和教学管理部门对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这一点从省内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的各种与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评审工作，包括高校教师职称评定、评优、评奖和各种合格考核等工作中就有反映，查阅与这些工作相关的文件可以看到，在诸多有关规定中，对教师参与教学研究工作的考核既没有具体的硬指标要求，也没有特意进行强调，认可度显然不高。”

　　对此，不少高校教师非常认同。

　　“众所周知，大学里评职称对教学没要求，能过就行。而科研却不行，科研获奖就有级别，没有科研成果，职称和工资都上不去。”一位高校教师说。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刘徐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目前，衡量教师水平的指标是看科研能力、承担的课题、发表论文的级别，争取到多少科研经费，在SCI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而不是看上课、教学水平如何。评职称时，论文、科研项目是硬指标，教学是软指标。教学再差，论文够数就行；教学再好，论文不够，职称、待遇都成问题。因为这个直接跟工资挂钩呀，不然工资少一大截。”

　　云南大学新闻系教授郑思礼认为，“中国的大学都在力图办成研究单位，这样才显得有水平、上档次。”为建设“科研型大学”，很多高校走向一个极端——重科研轻教学。为晋升职称，许多大学教师将大量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刘徐湘还担心，“重科研轻教学”有可能导致科研本身的异化，科研最主要的任务是探索未知事物，但是很多教师的论文都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原创的很少。

　　讲课是直播，科研可以录播，文章发到核心刊物的人未必能站在台上顺畅讲课。

　　“科研能力强的应该去研究所当研究员。”云南大学马列部教授金子强认为，大学的三个职能是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缺一不可。没有科研，教学走不到前沿；没有科研，老师就没有可讲授的内容；没有教学，科研的成果无处展示；没有社会服务，科研和教学就跟现实脱节，无法教书育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教学是显性的，第一位的，科研是支撑教学的，二者并不矛盾。

　　“脱离教学的科研场所不是学校而是研究所，脱离教学的科研人员不是大学教授而是研究员。研究员可以进行深度开掘，教授就必须兼顾深度和广度，触类旁通，注重知识的广博性。讲课是直播，科研可以录播。文章发到核心刊物的人未必能站在台上顺畅讲课。”他说。

　　金子强认为，造成“重科研轻教学”的原因是评价体系不恰当、用计量的方式去评点不能计量的工作。“科研是技术，而教学是艺术，技术可以计量，艺术则很难计量”。

　　他说：“名师讲课是一流的，有实才也有口才，表达有感染力，而科研成果是工匠式的。目前是有一大拨教授，但很少有名师。很多人有资格当教授，却因为科研成果不够，没发表几篇论文而评不上。有人虽然是教授，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教师们认为，目前关于教学的评价体系存在很多问题，现行的考评方法有失偏颇，甚至已经非常陈旧。不少学校是督导团成员评课、学院领导评课，但很少会组织同行评课，有的督导不是本学科的，未必能恰当评判。“现在有学校实行学生网上评教，但教务处可能考虑对教师的影响不公布最后结果，学生评教只是作为评价体系的参考，并不是衡量标准。”一位教师说。

　　教师们担忧，“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使学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有教师指出，美国、英国高校师生经常在一起交流，而在国内的大学，学生常常一学期也见不到老师几面。“大学老师都拼命谋求晋升，因为职称高工资高，你看博导补贴就高。以前的教授有个性，如今的就没有，大家都是教授，数量太多了。”金子强说。

　　行政权力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包袱

　　对于“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认为，目前绝口不提教育质量的学校是少有的。“许多学校对办学质量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当我们把谈质量的频度和提高质量的速度相比较时，则发现两者极不协调。究其原因，在于质量既不是工作的动因，更不是奖励的重心。当前整个高教运行环节均因‘量’的膨胀而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按在校生数拨款原则，扩张专业点带来社会效益，扩大办学面带来经济效益，教学工作量与职称评定和课时酬金挂钩。不否认各校提高教学质量的诚心，但质量不高的现实正是我们自身奖励的结果。”

　　他指出，“别人管两头，自己管中间”。教学质量不高，显然是学校的责任。但学校实际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因为学校并不能控制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诸因素。学校在条块分割、多头指挥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按教育目标、专业要求和大学生身心成长规律来构建全程教学计划；社会人才就业市场尚未出现“能力择业”主体倾向，这意味着学生进校后先从校方领到一套营养比例失调的配餐，并且得到一个明示：学好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生不断被训斥“学风不好”，教师不断被埋怨“不热心教育”，学校不断被责备“不重视教学”。其结果是学校天天为提高办学质量而解放思想，但他们解放了的那一部分恰恰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目前支配大学运转的不是学术权力，而是行政权力，作为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手段，却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包袱。行政价值的不断强化，大学教师为学术献身的信念常常受到挑战和动摇。

　　“大学的定位造成了身份和地位的危机，这直接导致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不到位、边缘化，官本位价值对学术领域的污染，学术权力的政治化、行政化，各种非学术力量对学术性活动的干预，如学位授予、职称评聘等，行政泛化现象直接影响并遏制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他说。

　　他认为，只有行政权力复位，不再凌驾于学术之上，学术理想和教育目标才会成为大学中每一个个体始终如一的追求，到那时，激励的方向和目标价值的走向才是一致的：奖励那些献身学术、教学科研和服务于学术的人。 （记者 张文凌 实习生 黄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