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三

　　父亲终身供职于清华，他的很多观点来源于清华的优良传统，他的很多开明主张使清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体现民主办学精神的就是当年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它包括三个机构：一是承担学校日常行政责任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二是教授会，由全体教授组成，对学校的各项事务进行讨论；三是评议会，由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加上教授会推选的若干位代表组成，凡学校的重要事务，如聘请教师、学校规划、制度改革等，都需评议会决定才能施行。

　　旧清华在二十年代后期，因为学校领导人选更换频繁，曾发生过多次教师学生拒绝领导而自行管理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有了教授治校的基础，到了父亲主持清华事务后，充分发挥教授治校的作用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体制。当年清华大学的用人制度很讲求机构精简，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学校很多的专门性任务都交给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去研究和办理，委员会根据需要有常设的，也有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后即结束，有新任务时再另组织），这是一种很好发挥教授主导作用的办法。在抗战以前，据说曾有过34个委员会，老教授赵访熊先生就说过他曾参加过十多个委员会。

　　父亲主持西南联大的八年可能是他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昆明当时虽处战争后方，但政治形势并不稳定，国民党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不断加剧，进步势力的影响逐渐扩大，以致学校环境很难平静。其次经多年抗战的消耗，后方的物质匮乏，物价飞涨，学生和教师的生活均极艰苦。再就是敌机的连年轰炸，打乱了正常生活秩序，也造成直接的物质损失（联大校舍多次被炸）。1941年他在一次会上说：“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4] 这段话表明他在处境维艰时之勇气与毅力。

　　他和大多数教授都提倡不给学生灌输某种政治派别的思想，而应培养他们个人判断能力，使他们依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的取舍与政治方向。对青年学生向政府进行的抗议活动他则尽力给以保护。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数次来学校捉拿进步学生，在学校事先得到人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1941年在昆明发生了学生“倒孔”风潮，当时父亲多次走访云南省政府领导人，进行疏通工作，才避免了学生游行时发生意外。

　　父亲对待我们姊弟也重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昆明我们先后都上了西南联大，后来都有就业的选择，父亲认为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应该有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他对我们自己的抉择十分重视。虽然他担心我们离开家庭以后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但他不表露出不放心的样子，也不作过多的说教。我在青年时期有过两次重大抉择，都决定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父亲对我的选择其实并不完全同意，但为重视我的意向，最终给以默许：

　　第一次是1943年秋我决定弃学去当军事翻译员。当时西南联大和另一些高校刚做出征调四年级学生参加军事服务的决定，那时我才上二年级，不属征调范围，但我和我同班的同学出于爱国热情，要去志愿参加。父亲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望我先把学业完成，报效国家以后尽有机会，但由于我很坚持，他即未阻拦。我在军队服务时间较久，学业因而耽误了三年。不过在服务的后期，被派调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得到机会在美国继续学业，1949年我在父亲的母校吴斯特理工学院 本科毕业，为这件事父亲后来还算满意。

　　第二次就是1954年我决定返回大陆。在全国解放后父亲已在美国纽约暂居，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一起。此前有不少留美学生回到了大陆，并传来了很多解放后的情况，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未动声色，但显得出心中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前途的意愿，只在为人处世的道理上对我做了些规劝，而对我的行动却给了默许。我到法国后遇到一些旅程上的困难，父亲让我去看望当时驻法国大使段茂澜先生（清华老校友），希望我能听听多方面的意见，或许能改变我的回国决定。我因为决心已定，没有去见段大使。我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即长住台湾，从那以后没有再给我写过信，但从母亲由美国来信中知道父亲得悉我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后感到欣慰，对我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情况很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