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二

　　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他成长于清朝丧权辱国使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的时代。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深切体验到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深重灾难，父亲属于这一代醒悟到救国图存，必须放开眼界追索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人。他青年时期上过天津的南开学堂，受业于张伯苓先生，得到新思想的启发，1909年考取利用庚子赔款派送留学生的第一批名额，到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去留学。1914年毕业于电机工程系，归国后起即在清华学校工作，后来利用教师休假年在芝加哥学习物理，获硕士学位。在清华他从教学到行政，担任过许多不同职务，逐渐坚定了他办教育的决心。1925年清华改制增办大学部，他任教授兼教务长，对如何将清华办成一所一流大学作了深入的思考，这时他发表了《清华的教育方针》[1]一文，同时发展了清华国学研究院。1931年他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后，坚持民主办学、学术自由的方针，以他一贯廉洁奉公、公正严明的作风，受到全体师生的欢迎和敬重。他在学校工作近50年，直至1962年在台北逝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两地清华的创建与发展，成为清华唯一的终身校长。

　　父亲曾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一语来描述他对清华的热爱，是清华培养了他，加深了他的思想及认识，增长了他的能力及才华。正是他对清华的深厚感情使他在无论什么艰苦的情况下，皆义无反顾地为清华的事业尽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就任校长以前，清华还是一所新办的大学，各个方面都处于启步阶段。当时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先后派了官员来当校长，有几位遭到有民主自由传统的清华师生的拒绝，有的被拒之门外，有的被师生轰走了。最后还是从学校中选出他这位得到大家支持的教授来担此重任。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先生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民国十九年冬，我当着教育部长，那时清华大学罗志希先生坚决求去，梅先生在美国任清华留学生监督，我去电请其回国掌管清华校务，他最后终于同意了，任职一直到现在。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他当然尽了不少的力，这是我在教育部长任上最满意的一件事”[2]。

　　1931年父亲在就职典礼上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其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不能邀准，而且本人又与清华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作，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能无罪于清华足矣”[3]。从这些坦诚的话中，不难看出他对任务之艰巨有着很清楚的认识，而且也表现出为清华服务的信心。

　　在这篇演说中父亲谈到了他教育思想 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或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后来在新竹的清华研究所，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样的核心思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他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他为此坚持了两项措施，即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他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也就是在这次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这一主张突出了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们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此后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一时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名列前茅，他们使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实并发展。清华当时也很注意教师能力的提高，曾是国内第一个支持教授出国进修的学校。大师的作用不仅在抗日战争以前国家形势相对平静，学校物质条件较好时的清华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在抗战的困难时期，物质极其匮乏，根本不存在“大楼”的西南联大也起了极其辉煌的作用，其中也包括若干位外籍教授，如温德等。在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一届一届的毕业生担负起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对我国的文化及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后来在台湾组建研究所（现在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时，父亲也贯彻了同一主张，那时在美国的清华校友（许多已是著名的学者）纷纷来到新竹贡献他们的力量。父亲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应该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在这里应该提一下父亲对于应用科学的关注，当时有不少学者提倡科学，但科学对于他们只是寻求真理的一种方法, 而父亲更强调应用科学（工程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在工学院的建立上父亲倾注了最多的精力，使清华成为综合了两种体制的新型大学，即兼有以人文科学为主的哈佛大学和以技术科学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特点，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开拓之举，当时在西方国家也不多先例。

　　1940年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父亲在母校工作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公祝会，很多他的同事们用美好的言词高度评价他对清华乃至整个民族教育事业的贡献，而他对于自己的成绩说了这样的话：“. . . 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个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有这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力去做，才有今日。. . . 在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次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杖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 . .”[4]。他很清楚，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群策群力、各司其职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单独的功劳。确实，如果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能使每个毕业生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无论他在领导岗位上取得多少成绩，受到多少赞扬，他也只应感到是“与有荣焉而已”。

　　父亲的谦虚朴实，是他的同事所共知的。1941年在他53岁生日时，顾毓琇先生写了一首诗来祝贺：

　　天南地北坐春风， 设帐清华教大同。 淡泊高明宁静志，雍容肃穆蔼和衷。

　　诲人自有宗师乐，格物原参造物功。 立雪门墙终未足，昆池为酒寿高松。

　　父亲也回了一首诗：

　　敢言程雪与春风，困学微忱今昔同。 卄载切磋心有愧，五年漂泊泪由衷。

　　英才自是骅骝种，佳果非缘老圃功。 回忆园中好风景，堂前古月照孤松。

　　今天回顾起来，是否也可以说，他这古月堂前的孤松，也确实为清华增添了不少景色。

　　如何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如何培养一个现代国家所需的人才，使清华成为有自己风格与特点的大学，父亲对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作了研究比较。古希腊哲人自苏格拉底提出“一己之修明” (know thyself) 的主张以来，其门徒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及后来众多的思想家发展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体制，形成近八、九百年的西方学院制度，英美及欧洲大陆的现代大学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其精髓所在是希腊哲学所包含的学术自由与民主思想，这是西方文明与科学技术昌盛发达的关键所在，也是他认为我国大学移植西方大学制度所必须保持的精神。他曾写过：“西洋之大学教育. . .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人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之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但是父亲也认为儒家思想与促成十九世纪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希腊哲学有所不同，他说：“孔子在答子路问君子时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他说：“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人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智理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5]

　　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荟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有的校友在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在他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汇了始终保持不变的希腊及西方学术自由及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也在清华得到有力的贯彻。当时的规定所有学生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一时清华在华北大学中成为一所体育强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以及复员后的清华。对于青年学子，他采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的模式。这种教育要求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更应受到贯穿在整个大学课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能融会贯通。他曾说过：“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 . .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