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高考考场在外界看来纪律森严，然而就是这样，河南仍然出现了震惊社会的考场替考舞弊大案。截至昨日，河南方面证实已查出7名疑似替考人员，并表示对教育系统内部参与作弊人员，一旦查实，将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公职。

　　这样的说法，立刻引来了包括法律专家和舆论的唏嘘。因为多年来，考场舞弊大案层出不穷，吉林松原、广东电白、湖南嘉禾、河南濮阳、甘肃天水……无不体现着高考舞弊在一定程度上早已产业化、群体化。相比于舞弊产业链的成熟，高考惩治手段却捉襟见肘。因此，“考试立法”、“舞弊入刑”的呼声再度高涨。

　　有钱能使鬼推磨，7万元打点一个考场，监考老师就这样被收买，一路绿灯。然而，法律在判决时，却常常找不到适用依据。除了涉案考生被开除和禁考，花钱者和收钱者往往影响很小。有鉴于此，以法律确定各个环节的罪名和处罚标准，确有必要。因为出售考场作弊设备的人都能以“窃取国家机密罪”判刑，收钱破坏考场秩序者焉能逍遥。

　　然而，自2005年《考试法》出了个方案后，就争论不休，10年没有动静，足见立法者的谨慎。《考试法》不是处罚法，它要考虑的是整个考试系统的管理和规范，替代不了《刑法》。如果立法缺乏执法环境、执法主体，很可能陷入空置的尴尬，类似立法教训已是很多。

　　所以，面对猖獗的考场舞弊，寄望于《考试法》未必现实，从根子上治理才是当务之急。我们看到，河南替考案，组织者称客户非官即富，历年查处的案件中，招生办、教育局、公安系统官员都参与其中。这说明，是权钱交易和腐败导致考场沦陷。如果能明确这一点，打击就有了重点，适用法律就有了名目。当政府、教育和司法能形成共识，展开考场反腐，肃清考风和官风，这将比一部虽然完善却遥遥无期的《考试法》更管用。（何刚 金陵晚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