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公办学校，政府是举办者，又是办学者，很容易使学校办学变为行政治校；民办学校，出资者是举办者，又是办学者，这很容易使学校办学变为老板办学，进行企业化或家长式管理。

　　我国教育的行政化问题，不但表现在学校外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更体现在学校内部，包括行政主导校内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教师、学生没有健全的渠道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等。

　　数月前，曾先后担任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浦东新区教育局副局长的程红兵先生，接受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聘任，成为该校校长。日前，他在东方早报撰文，谈到这所由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举办，并委托独立公益教育基金会管理的公立学校，正采取开创性做法，即实施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差不多同时，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选择接手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并担任理事长。俞敏洪坦言，自己要办一所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大学，更进而将其办成中国最优秀的私立大学。

　　一个在基础教育，一个在高等教育，二者的行动，反映出一个共同的教育诉求，就是在中国办一流的学校，办一流的教育。这对每一个办学者来说，都极具吸引力。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明确提到，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举措。这些举措，说到底，都是旨在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让学校办出个性和特色。

　　办中国一流的学校，首先要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存在“管评办”一体化的严重问题。政府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是办学者，还是评价者，导致学校办学缺乏自主性、千校一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推进管评办分离，让政府回归本位。对于教育发展来说，行政部门必须首先保证两方面重要责任：一是保障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二是依法监督学校依法办学。至于学校的办学，应该交给办学者独立进行，而学校的办学质量，则应交由专业机构与受教育者评价。做到这一点，关键在推进政府部门放权。教育规划纲要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过去3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也都有相应的放权行动。聘请程红兵先生的这所学校，当地政府部门就是按照“管办分离”来设计其管理、办学方式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其次，要明晰学校举办者和办学者的权责。举办者又是办学者的情况在当前很普遍。公办学校，政府是举办者，又是办学者，很容易使学校办学变为行政治校；民办学校，出资者是举办者，又是办学者，这很容易使学校办学变为老板办学，进行企业化或家长式管理。合理的举办者与办学者的关系应该是，公办学校由政府举办，但学校不是政府的下属机构；民办学校由个人和社会机构出资，但学校应该实行现代学校管理制度。明晰举办者和办学者的关系，一个比较适当的方式是成立教育发展基金会，以基金会的模式举办学校，可以避免举办者干预办学，同时也能确保学校的公益属性。

　　再其次，应在学校内部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是在政府放权之后，对学校管理提出的迫切要求。我国教育的行政化问题，不但表现在学校外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更体现在学校内部，包括行政主导校内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教师、学生没有健全的渠道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等。目前，不少办学者不断呼吁政府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却没有想到自己也要放权给校内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样一来，当政府部门把权力下放给学校，学校却没有建立起如何用好自主权的机制，可能会导致自主权的滥用，照样难以办出自由、独立、有个性的学校来。

　　最后，应该给每一所学校平等的发展空间，促进教育多元化发展。这需要着重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对学校实行多元评价，不能再以一个标准评价所有学校，才能给学校的自由生长提供空间。二是打破一系列教育歧视性政策，给各类教育、各个学校自由竞争、平等发展的空间。这次《决定》明确提到，“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如果能得到切实落实，将为所有学生的求学提供多元的选择，也鼓励各类学校都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出一流。

　　三中全会的《决定》为教育未来发展描绘出美好的蓝图，这和办学者们办一流的中国学校、受教育者需要一流的中国教育的诉求高度吻合。当务之急，是大家以高度的共识努力地实践。（熊丙奇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