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但是，在大学校长的选拔任用机制中也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

　　1.由于参与测评或谈话推荐的人是按职务、职称资格选定的，其中多数对何人适合当校长及测评对象一般都不熟悉，无法给出准确判断。因此，推荐名单及测评结果往往集中度差，而且由于推荐范围过泛，推荐人对推荐工作缺乏厚重责任感。

　　2.在对推荐对象测评时，校内教师比较重视其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并不十分了解其管理能力和文化修养是否胜任校长角色。对教育部直属高校，人们最期望是那些有管理经历，又熟悉教育的院士、学者担任校长。但治校和治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学术成就也不能替代管理经验。有些很有成就的学者也有鲜明的个性，往往这种个性使他能超越常人，走到学术的前沿。但如果用其本色来治理学校，其优点和缺点也可能就是一步之遥，如执著和偏执，果断和武断，求异和多变等等，对科研可能影响不大，但对大学管理可能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3.在决定遴选校长的判断中，也往往存在着“行政化”和“官本位”的影响。

　　在选拔任用标准上往往看重个人资历和素质，对任职学校现阶段状况及长远发展需要何种类型的校长缺乏深入分析和相关性选配。特别是，对大学校长“职业化”问题还需进一步明晰。一般来讲，在大学里院长（系主任）是学术活动的具体组织者、领头人。他们在“双肩挑”中以教学、学术（包括本身的学术研究）活动为侧重；校长、副校长是学校学术规划、学术发展、人才培养的领导者，他们在“双肩挑”中应以管理、领导活动为侧重。对那些个人学术研究呈上升势头，且能作出杰出成就的学者，或者不能舍弃自己学术研究工作的人可以当院长（系主任）、学术带头人，不宜担任校长、副校长之职，否则鱼与熊掌很难得兼，对学校及学者个人都不利。蔡元培先生是公认的最杰出的教育家、最优秀的大学校长。梁漱溟先生评价说，蔡先生的一生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尽管蔡先生学贯中西，但作为校长，其成就被人们更看重的是他对学校发展和进步的贡献。

　　除了德国、日本之外，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知名大学的校长推选皆是由遴选委员会遴选产生，具体细节不同学校有所不同，但共同点是对遴选过程如何推荐候选人，如何筛选和确定候选人都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程序。关键是对教师和学生参与程度的问题上，不同学校有着不同的看法。

　　哈佛大学前校长伯克（DerekBok）和波士顿大学前校长萧拔（JohnSilber）对学生和教师选举校长都持疑虑态度。伯克认为，教授们的自我定位，首先是专业团体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所属学校之一员，且教授限于经验，多乏学校之视野。他认为，校长遴选的任务，应由富有专业经验，对学校忠诚，知人善任，从整体利益着眼的人来承担。且遴选委员会成员人数不宜太多，因人数多则不易相互沟通，且大家推诿责任，竭尽心力的人反而会少。

　　台湾地区大学自1993年后伴随着所谓“校园自主”、“教授治校”，一度使得对校长遴选委员的产生及最后提名的校长候选人均采用“全民投票”的普选、半普选制，引发岛内教育界人士的广泛争论。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给全体教员行使同意权几乎等于是把事情从已经进入状况、握有更多资料的一批人手中转交给未充分进入状态、手上很少资料、根本不认识候选人的一大群人去做复查工作，显然是本末倒置，除了满足教师参与遴选的自尊心外，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要代表民意，其领导人的遴选准则，一般由全体成员来普选，学术团体的目标在于发展学术，其领导人遴选准则，应是学术成就以及对学术发展的理解。”

　　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团体，不同于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在考虑大学校长遴选方法时，既要扩大学校教师的民主参与，又要防止民主的泛化，真正使民主推荐、考察取得实效。

　　再其次，这次公选校长作为试点在遴选程序上有了明显的改进。具体讲：1.加大了应聘者与学校教师及遴选委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2.增加了国内同类型大学校长参与评价和遴选工作；3.扩大了公选校长学校自身的参与度。

　　这三点恰恰弥补了过去在遴选校长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也符合大学的特点。同类型大学校长们更能判断应聘者的能力和素质能否与校长岗位相匹配；应聘者和学校师生及遴选委员的互动不仅能增进双方了解和信任，也是让应聘者表达在任期内承担校长责任的公开承诺。

　　同时，作为“公选校长”必须在程序上保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这次“公选校长”，整个过程都受到社会舆论、遴选委员及纪检机关的监督，遴选程序比较严谨，体现在公告、规则明晰，操作过程规范，遴选委员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希望通过试点能使“公选校长”成为一种常态工作模式，在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下扩大学校对遴选工作的发言权，增强学校教工的参与度。具体讲：1.遴选委员会委员由上级部门审定，要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2.进一步扩大选人视野。除通过公开推荐、自荐候选人之外，可专门约请学校内校、院两级领导，知名教授，各方代表，以及校外同类型大学校长用信函实名推荐，上级主管部门也可从后备干部中选择推荐；3.遴选过程进一步加大学校与候选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完善和规范程序。

　　总之，这次“公选校长”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中国的国情下，校长公选工作同样能够按科学、规范、合理的方式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