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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是这些年来最深入人心的一句口号，但是人们往往在激动之余忽视了一点——获取知识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价格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知识的大门就关闭了。站在这个角度审视近年来有关书价高低和全民阅读的争论，就会发现以往的一些认识其实是存在误区的。
比如以前我始终认为，媒体上关于图书价格的讨论意义不大，理由是真正爱读书、需要读书的群体，书价再高，恐怕也会勒紧腰带去买书；书价再低，对那些根本没有读书习惯的群体来说，他们照样不会为低价所动。但近来的几件事动摇了我的看法，我觉得自己以前的观点有点儿“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意思。实际上，对于许多低收入群体而言，价格依然非常敏感，几块钱就能把他们挡在知识的大门之外。
有媒体报道：广西部分贫困地区有百万小学生缺少《新华字典》，甚至有的学校全校老师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好多学生为了省钱而去买低价的盗版字典。而一本《新华字典》不过16元，在城市，这仅是一顿快餐的钱。
另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春节前参加“文化年货带回家”报道，随政府部门送书到某建筑工地，受到农民工们的热烈欢迎。一位农民工对我说，他和工友们极少买书，没有读书习惯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而言，书价太高了。
对于这些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是最需要通过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来改变命运的群体，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他们钱不够，所以敲不开知识的大门；而掌握不了知识技能，收入就无法提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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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需要读书的群体因为贫困而难以读书，另一方面是有钱的富裕阶层很少读书。据中国出版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购书最多的群体的月收入在3000至5000元。而那些高收入群体很少买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曾说：“尽管从平均收入的角度而言，中国书价并不是很高，但由于中国读书人口的收入偏低，书价就显得有些昂贵了。中国并不缺乏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只是这部分群体同图书的潜在消费群体之间产生了‘错配’，通俗地说就是：有钱人读书少，读书人钱不多。”陈昕认为，“如果有读书需求的人由于收入低而读不起书，这会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最大隐忧。”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隐忧而是现实了。近年来不断见诸媒体的“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流行”的报道就是证明。由于大学学费昂贵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许多农民不愿意自己的子女继续读书，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打工有理”的口号。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而现在他们的主力竟然认为读书无用，这实在令人忧虑。
另一方面，富裕阶层不读书的现实也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往往是其他阶层向往和模仿的对象，他们的导向直接影响着许多人的选择。现在，相当一部分富裕阶层的财富不是通过自身的知识技能创造的，客观上印证了“读书无用”；而且，很多富人没有把财富投入到提升自身素质的文化消费中，而热衷于奢侈型、炫耀性消费，浑身名牌而言行粗鄙。一个社会如果不能通过读书学习创造财富、改变命运，如果不能凭借知识和技能来获得幸福，那么谁还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创造上呢？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以后，文化消费将出现爆炸式增长。但如果需要文化产品的群体无力负担，而有能力消费文化产品的群体无此需求，那么文化消费的增长从何而来呢？
“有钱的读书少，读书的钱不多”所折射的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更是整个社会价值导向的扭曲。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对于人均GDP刚刚达到4000美元的中国而言，要想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建设一个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社会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全社会都应为此而努力，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加大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降低获取知识技能的门槛，使知识真正成为改变命运的强大动力。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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