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一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被过路村民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2名学生经抢救后脱离危险。其他3人检查无恙后回家。记者了解到，5个孩子中4个是农村留守儿童。目前，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7月5日《华商报》）

　　有关留守儿童的悲剧消息每每传出，无不令人心理抽搐而黯然。去年11月，新华社报道广西某农村的鞭炮作坊发生爆炸，2死12伤，除一名老人外，其余都是留守儿童，最小的只有7岁。留守儿童遭遇的危机可谓多矣，相约自杀的悲剧尤其令人悸动。有网友将留守儿童相约集体自杀归结为“家庭教育不当，孩子本身就不正常，太偏激了！”，这真是无视苍凉现实的无良之谈。

　　留守儿童为何相约集体自杀？也许非三言两语所能描述，但一定不能回避的就是“留守”、“儿童”这两大关键词。留守者，即表示他们孤独地“滞留”于农村，当城市的孩子在父母面前骄傲地撒娇，他们却只能冷对落日余晖、寂寞门庭；儿童者，即表明他们心智未成熟，最需要亲情的庇护、社会的关爱。但是，他们脆弱、无助，孤独无人会，且容易受到伤害。因而，不少留守儿童染上了心理疾患，相约集体自杀，其实并不偶然。一份来自广东三大监狱的调查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留守农村无人看管。换言之，他们年少时曾是留守儿童。这委实令人惊心。

　　全国有多少留守儿童？2008年年初，全国妇联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大约有5800万人。5800万留守儿童，这是天文数字般的数字，无疑，每个儿童背后都汹涌着悲情叙述。有人说，留守儿童的父母不负责任，为何不把孩子带在身边？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留守儿童的存在逼问着三大现实命题：

　　一是，农民工子弟在城市受教育的困境。前几天，笔者和一在北京摆报摊的老乡闲聊，问其为何不带独生子在北京读书？不问则已、一问让这名老乡悲从中来，迅速打开了话匣子。他不是不想孩子，但孩子在城市读书太难――程序繁琐、手续繁杂，无尽的白眼，冷漠的拒绝，还有令人不堪的隐性收费。一想到摆个报摊一月才能收入两千多，于是只好作罢。其实，国家早已确立了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但原则归原则，不少公办学校一直为农民工子弟设置了种种障碍。

　　二是，城乡二元体制未获根本松动的困境。有一种声调是，要减少留守儿童，就得让农民少出去打工。问题是，农民在家种地，能吃饱，但不能吃好，换言之，要想富，要想养家糊口，供应孩子读书，就必须做个小买卖或者进城打工。有学者认为，要减少留守儿童，根本之道在于，要为长期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提供进入城市户籍的机会。这种建议是必须的，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他们就无法也不敢将孩子带到城市里，从而安心在城市生活。

　　三是，现有监管和救济制度的极度匮乏。父母背井离乡，把青春奉献给了城市；孩子留守在农村，他们的人生不能残缺，相关部门应该加倍关注他们，慰藉他们，善待他们。但是，留守儿童不仅容易滋生心理问题，还经常成为犯罪分子觊觎的对象，比如引诱他们滑入犯罪的深渊，比如拐卖他们以牟取利益。监管不力，就必然酿发悲剧，以留守儿童自杀为例，这些儿童自杀前已有不少迹象，但无人留心。再以广西鞭炮作坊爆炸案为例，该作坊是非法加工点，非法雇佣童工，但无人举报、更无部门提前介入。

　　“好久没人牵我的手，好久没人摸我的头，冰凉的小手发烫的额头，生病是最想你们的时候……”“我有一个美丽的布娃娃，她和我一样都是一个人在家，因为我没有见过她的爸爸妈妈，也没有见过她给他们打电话，布娃娃、布娃娃，你想不想你的爸爸和妈妈，天黑的时候你会不会孤单害怕……”这些留守儿童的心声，无不令人动容。都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城市孩子是祖国未来，留守儿童也是祖国未来，别让这些留守儿童成为被损害与被耽误的一代。留守儿童集体相约自杀，是悲怆更是逼问，那些逆流而动的体制该淘汰了。 （秦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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