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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案例即是有两个参考系的鲜明对比,读出的是当前我国农村教师收入状况的缩影:月收入比农民略好,收入水平低;收入涨幅没有城市大,与城市教师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另外,和城市相比,农村环境艰苦,很多老师需要“走读”,交通、通讯成本较高,农村教师生活仍然很清苦。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秦惠民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的两极分化并不比贫富的两极分化程度小。正向的思路应当是越是薄弱的地区,教师的工资越要相对高一些,要有政策的倾斜导向,以此扭转教育两极分化的趋势。”
提高待遇,是解决农村教师队伍问题的突破点
待遇合理与否的简单标准是教师的选择意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师待遇是关系教师队伍建设最基本最重要的大问题,不能仅靠觉悟和奉献来维系农村教育。关心农村教师的收入才是解决农村教育滞后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指出。
义务教育,重点在农村,关键在教师。农村教师队伍质量的高低,直接关涉农村教育的成败。当前,我国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优秀教师“下不去、留不住”,衍生出教师结构老龄化,国家规定课程开不齐、开不扎实等问题,其症结在于农村教师待遇水平仍较低。
“澳大利亚的中部是比较荒芜的地区,但当地在招小学教师时,却有美国的博士去应聘,其原因在于工资待遇是其他地方的3倍,越是条件差的地方工资越高。”秦惠民介绍。
“我的一个学生,毕业时可以去远郊区的一所学校,也能进市里的示范高中,考虑到远郊区的学校能解决住宿问题,可以住在县城,而且有校车接送,最后他选择进入了远郊区的学校。”首都师范大学、财政部发布《关于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
教师待遇逐年提高,无疑是鼓舞人心的,“但农村教师现有的政策还需要地方政府加强落实,倾斜度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张景斌建议。
让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义务教育,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实体权利,实现教育公平,是我们致力实现的目标,提高农村教师的幸福指数是重要抓手。“教育应当优先发展,但教育系统不是孤立的,其改革同样面临既得利益者的藩篱阻碍,要正视城镇化步伐加快的前提,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城乡统筹,避免农村农业的凋敝。”秦惠民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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