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8年中，王泽钊换了4所公办学校。“前三次我都是哼着歌走的，最后一次除外。”他说：“每一次走的时候，我都想着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没想到新的地方也差不多。”

　　“很多人都认为，不过就是大家观念不一样罢了，但观念不一样是可以杀人的！”他说。

　　在踏上教坛之初，王泽钊任教的学校只有一套铁笔、钢板，他自嘲自己“常常厚着脸皮霸着”。每每发现有短而精的作品，就等同事们都下了班，连夜刻写。进入90年代后，学校有了胶印机，条件有了好转，只是苦于“审批”不容易通过——印复习资料再多也很容易通过，印他和学生精选的文学作品则不太容易。学校领导说：“就你特别，人家都用上边发的教材，你为什么不用？”

　　2000年7月，王泽钊供职的最后一所公办学校实行竞争上岗，由老师之间相互投票，王泽钊得票很低。虽仍然担任高三的语文教师，但降格使用，每月扣奖金20元。“为了人的尊严”，王泽钊愤然辞职。

　　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学生参与投票？“如果让学生投票，我的票数肯定是无与伦比的。”

　　“做了18年老师，我从来没有评过先进，没有得到过任何荣誉。”王泽钊说，记忆中因为教学好，只得过一次50元的奖励，还没什么说法。

　　学校为了鼓励老师们写备课笔记和听课笔记，规定写一篇奖6角钱。王泽钊不理解：“很多老师为了多拿钱，就抄课本，抄参考书，多领了不少钱。”王泽钊就是不写，少领钱也不写。被领导硬劝着写上一篇，写完后连连叹气：“写一篇又浪费了10分钟的生命！”

　　“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这是王泽钊从学校领导那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最初，他会奋起反驳：“我为什么要像别人那样？哪有先进向落后学习的道理？我做得比他们好，应该他们向我学习！”后来，他多半保持沉默，但依旧我行我素。

　　王泽钊任职的最后一所公办学校青岛二中，是当地公认最好的一所中学。该校党委书记王淑霞婉拒记者到校采访，说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但她在电话里告诉记者：王泽钊确实很敬业，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他的教学思路比较新，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在二中任教期间，学生高考语文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确实是位好老师！”

　　既然是位好老师，为何险些下岗？王书记的解释是：因为他的教学改革尚在探索中，加上个性比较强，平时与人一般的交往和沟通不足，个别老师不能接受他、不认可他。学校对他是比较保护的，按那次评议结果，王泽钊本来是要下岗的，学校做了调整，只是降格使用，仍然让他教高三。

　　王泽钊辞职后，他所带的高二学生和家长多次找到学校，要求把王老师请回来。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有32个学生每逢星期天下午，就背着书包到王泽钊兼职的私立学校去补课，追随他整整一年。

　　因评语改革而闻名、被中央教科所授予“科研型校长”称号的曹潇泉老师，曾与王泽钊在一所私立学校共事。她说，在认识王泽钊之前，就听说他是个“怪人”，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听了王泽钊的课后，她建议其他老师们都去听听——“太不一样了！”

　　曹潇泉老师说，王泽钊上课已经不是通常说的“老师是一桶水，给学生一杯水”的概念了，而是引导学生去寻找活水的源头。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爱学习和会学习，王泽钊都做到了。他最可贵的是这种改革的精神和改革的意识，值得学习和好好研究。不过，他认为，王泽钊编写的教材并不是每个语文老师都有能力驾驭的，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语文老师。

　　有关王泽钊的报道在当地新闻网上发出后，许多网友发表评论。有人说：“这么好的一个老师，为什么在全市的中学连续工作时间没有超过三年？是天妒其才，还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总不可能青岛和他共过事的老师们都嫉妒他，他工作过的学校都压制他吧？”但很快遭到众多驳斥，其中一个帖子说：“评价一个老师的好坏，最清楚的究竟是谁？是校长吗？他究竟能听教师的几节课？是他的同行吗？他们有多少机会走进其他教师的课堂？更何况还有‘同行是冤家’一说。那里是否存在着片面与偏见？我相信，学生对王老师的看法也不能是完全一致的，但应该看多数学生的评价。……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应该是，如何对待这样有叛逆精神的人，如何对待他的改革精神，包括他为人处世的缺点？人无完人，大家都那么合时宜，都那么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的教育改革还有希望吗？我们中国的改革还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