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由于工作岗位原因，我转向导弹的研制工作。虽然搞导弹就不能再搞飞机了，不过里面很多构造机理是相似的，我还是发挥了自己在清华和在国外学习时的一些优势。

　　回国从事导弹研究

　　《社会观察》：您在清华毕业后又前往美国留学和工作，但是您在得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立刻回到祖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屠守锷：我到美国留学，原本就是想多学一点本事，绝不想在美国安居乐业。1941年我到美国时，美国还没有参加战争，不久日本就发动了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拉进战争的旋涡。日本跟美国开打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还是很宽松的，我在美国学习两年拿到硕士学位后，进入航空公司，也想借此学点东西。但是到战争结束，我就想回来了。我之所以这么坚定要回国，跟我一开始的思想有关。我立志要搞航空造飞机，但我不能在美国造飞机，这个思想很明确，根本不存在思想上的斗争。回国后就先回到清华大学教学。

　　《社会观察》：1957年聂荣臻元帅邀请您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与研究我国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但是1961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需要中国科学家全面接手，当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屠守锷：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我们就自己干，他们走，不妨碍我们干。开头几年，我们这个工作组从仿制做起。之前苏联专家搞了一个导弹，我们通过仿制慢慢懂得导弹如何组成、性能是怎样的。我们自己搞的第一个导弹把射程提得远了一点，要打远一点的话，推进剂要加一些，发动机也稍微加大点推力，结果导弹就被拉长了。1962年，第一次飞行试验失败了。

　　《社会观察》：你们是如何走出第一次飞行试验的困境的？

　　屠守锷：这个失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我个人来讲又多懂了一些东西。

　　首先来讲，导弹加推进剂以后变长了，变长以后会产生抖动，碰巧原来的方案里面有一个设备，放的位置不合适。两个东西一振动，把发动机系统搞烂了。之前我们不了解，失败后查出问题所在，加以改进后，发射导弹就成功了。接下来，用这样一个改进以后的方案，把核弹头放在一起做两弹结合试验，也搞成功了。

　　因此，失败对我们的实际应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